食品價格上漲的背后，暴露出產業發展不平衡，尤其是第一產業近年發展滯后，必須千方百計促進農業生產、提高糧食產量———

　　有人說，CPI是2007年以來全國普及率最高的一個經濟熱詞；也有人說，這一輪漲價，就數食品漲得快。

　　此話不假。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07年全年CPI等一系列數據，全年居民消費價格CPI上漲了4.8%，漲幅比上年提高了3.3個百分點。而在統計的八大類別中，食品類價格以12.3%的上漲幅度，拉動價格總水平上漲4個百分點，被視作拉動價格總水平上漲的主要原因。

　　日前，在上海社科院舉辦的《新智庫論壇———2008年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展望》上，國家統計局總經濟師兼新聞發言人姚景源指出，如果把所有商品分成食品和非食品兩大類來計算，去年CPI上漲4.8%，食品拉動價格總水平上漲4.0個百分點，去年整個物價上漲的83%來自食品漲價。

　　而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所長汪同三則在該論壇上表示，食品價格上漲的背后，暴露出產業發展不平衡，尤其是第一產業近年發展滯后，必須千方百計促進農業生產、提高糧食產量。

　　食品類領漲物價水平

　　2007年，食品類領漲了整個CPI指數。統計數據顯示，在食品價格中，糧食上漲6.3%，蛋上漲21.8%，肉禽及其制品上漲最多，達到31.7%。可以說，這一輪物價上漲主要是“餐桌上的漲價”。

　　或許，這解釋了為什么去年的CPI上漲幅度雖并未超過新中國成立以來歷年最高水平，卻引起了廣大群眾的廣泛關注。“民以食為天”，肉、蛋、禽、奶、菜，這些食品都是老百姓天天都要打交道的。“餐桌上的漲價”，遠比其他領域物價上漲帶給人們的感受更加強烈。姚景源還指出，越是中低收入家庭，計算食品開支占總消費比例的恩格爾系數越高，食品價格上漲對他們的影響也越大。

　　國家統計局局長謝伏瞻曾公開表示，從結構上看，影響這一輪CPI上漲的主要誘因之一是豬肉價格上漲。

　　專家分析，豬肉價格的上漲受到多重因素影響。前兩年，豬肉價格持續走低，生豬收購價相應下降，而同時作為養豬重要成本的飼料價格則在走高，造成生豬養殖的收益降低，農民養殖生豬的積極性便也降低了，導致生豬養殖量下降，特別是存欄母豬下降。這為此輪豬肉漲價埋下了伏筆。此外，豬藍耳病疫情的影響，導致豬肉產量進一步下降，引起價格上漲。去年5月份起，全國豬肉價格開始大幅上漲。從6月份開始，肉價所帶動的CPI上漲就超過了4%。

　　豬肉漲價了，人們轉而尋找替代消費品。于是，牛羊肉、禽蛋等都發生過價格上漲，食品類中的漲價面越來越寬。

　　反映一產發展滯后

　　從豬肉到許多農副產品價格的上漲，有經濟學家看到的是一段時間以來第一產業發展不足帶來的累積效應。

　　與許多在貨幣領域尋找答案的研究者不同，此次論壇上，汪同三對最近一輪以食品領漲的物價上漲給出了另一種解釋。他認為，和2003年左右出現過的一輪CPI上漲一樣，2007年又出現的一輪CPI增幅上漲，根源問題之一都在于農業發展的滯后。

　　姚景源也看到了第一產業發展在現代化、規模化方面的滯后。他指出，2007年導致CPI漲幅較高的一個重要因素是豬肉，但值得注意的是，雞蛋和豬肉一樣出現過價格上漲的情況。而與豬肉相比，雞蛋在去年4月左右和豬肉價格上漲的幅度是接近的，但雞蛋漲幅在較短時間內回落了。他認為，這是因為雞蛋在我國已經實現了更為普遍的規模化生產，可以較快地適應市場變化而進行調節。姚景源指出，豬肉這樣一種重要的物資，還有很大一部分供給仍建立在千家萬戶的散養小生產上，“有65%的豬肉來自農民散戶，這說明農業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據了解，豬肉價格的周期性波動，以及疫情的快速擴散，和生豬的散養方式有著密切的關系。和規模化養殖戶相比，散養戶資金少、產量小，規模效益低，盈利能力不高，市場信息相對封閉，抵御市場風險的能力較弱。據抽樣調查，散養戶單頭生豬盈利比規模養殖戶低20元左右。散養戶技術水平低，遇到疫情難以有效控制。

　　專家提出，實現現代化的經濟指標之一是一產在GDP中的比重下降，但這并不意味著農業不需要發展。在整個經濟迅速發展的過程中，在二產、三產高速發展，整個產業結構日趨合理的同時，一產的發展速度不應該過低，尤其是應當提高農業的生產效率。在整個工業化進程中，如果農業、養殖業一直處于分散經營、個體經營，組織化、規模化水平較低的情況下，很難滿足需要。

　　農民增收是當務之急

　　為了解讀當前的這輪物價上漲，專家們回溯到了肇始于2003年的前一輪上漲。

　　2003年起，我國出現了CPI上漲，到2004年，CPI漲幅達到3.9%。汪同三指出，那一輪價格上漲的一個最初信號，就是北京街頭的燒餅開始漲價。他說，一個小小燒餅的漲價背后，反映出糧食產量和實際消費量之間的缺口。究其原因，是此前一段時間，也就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農業生產發展滯后，造成糧食產量不足。

　　農業發展滯后的累積效應在幾年后顯露出來，由于一段時期內糧食播種面積和糧食產量的下降，糧食生產與消費間漸漸出現了缺口，造成部分品種的糧食種類及相關產品價格上漲。

　　為了促進農業生產、提高糧食產量，2003年后我國大刀闊斧地推進了多項政策促進農業發展。一是取消農業稅，僅此一項使得農民每年增收不少于1200億元；其次是設立了糧食收購的最低保護價；另外，對種糧農民實行直接補貼，對農民購買農機具也進行補貼。這些政策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并很快起效。

　　2004年，由于以上種種激勵政策的調控作用，農業生產扭轉了此前多年糧食播種面積和糧食產量下降的局面。第一產業增加值增長率為1991年以來最高，一產增長對GDP增長的貢獻率自2001年以來首次上升，達到9.2%。同時，農村居民收入增長幅度也達到了20世紀末以來的最高值。農業生產的增長和農民收入增幅的提高對穩定宏觀經濟全局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這之后，一產發展速度又放緩下來。

　　汪同三認為，2007年又出現的一輪CPI增幅上漲，其實根源也在農業發展的滯后。他指出，2003年到2004年一產的明顯增長，靠的是政策激勵。而當前,農業稅基本都免了，糧食收購保護價不可能一再提高，給農民種田種糧的直補和購買農機具的補貼也不可能無限制地增加，通過政策增加農民收入的空間是有限的。

　　接下來如何進一步提高農業的發展速度，增加糧食產量，是當前穩定國內宏觀經濟大局的重要問題。專家認為，要保持糧食供求關系的平衡，提高農民收入是當務之急，也應成為接下來政策研究的重點。　(記者 楊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