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期的穩定物價舉措需與長遠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相結合

　　成因復雜，且涉及多方利益的物價持續上漲，為物價調控增加了難度。

　　在《瞭望》新聞周刊針對物價進行的相關調研中，記者發現，要防止物價上漲轉為全面通脹，把物價穩定在合理的范圍內，需要處理好農民增收與穩定物價的關系，統籌考慮國際、國內兩個市場，而具體到物價穩定措施，則必須平衡市場形成價格與行政干預價格的關系，將臨時穩定物價舉措與長遠的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結合起來。

　　思考一：肉價上漲不一定能讓農民多養豬

　　本輪物價上漲，豬肉價格漲幅最大，但本刊記者在山東農村調研時發現，盡管豬肉價格一年內幾乎翻番，農民養一頭豬的利潤增長了一倍左右，但農民養豬的熱情并不高漲，生產也遠未恢復到以前的水平。

　　這其中盡管有生豬生產周期較長、養殖方式正在向規模化養殖發展等客觀原因，但更為重要的是，農民收入結構中，非農收入所占比重大大提高，養豬等農副產業所占比重降低，因而農副產品漲價對農民增加生產的吸引力正逐步減弱。

　　地處魯中的肥城市，有糧食資源優勢，農民也有養豬的習慣，2000年前后，全市一年生豬出欄量五六十萬頭，2005年，生豬生產跌入低谷，年出欄僅20萬頭左右，2007年，在國家扶持生豬生產政策的積極推動下，生豬生產才開始慢慢恢復，其中母豬的存欄量比上年同期增長10%左右。肥城市老城鎮羅窯村有一處仔豬批發市場，最多的時候，全村90%的戶都養豬，現在的養豬戶只有60%。一些養豬戶談到，除了前些年豬價低、疫病重，養豬戶損失慘重不敢養豬外，現在農民賺錢的門路多了，有些人家實際上也不愿意養豬了。村民羅光順說：“老百姓出去干一天活就能賺100塊，育肥一頭豬需要三四個月，還得擔風險，遇上病，一蹬腿，賺不到錢不說，連本錢也得搭進去，養豬又臟，許多人不愿養了。”

　　上世紀90年代中期，我國主要農產品價格達到峰值，此后一直在較低水平上運行，現在，一些主要農產品價格與1995年相比基本持平，部分品種仍低于10年前的水平。盡管農產品價格只是一種恢復性的上漲，是對其生產成本上升的合理補償，但已引起市場價格的連鎖反應，甚至有引發全面通貨膨脹的風險。與消費環節對農副產品價格上漲的強烈反應不同，在農民的非農收入大大增加，甚至超過農業收入的新形勢下，農副產品價格提升對農業生產的促進作用卻在逐步減弱。

　　農副產品是農民收入的重要來源，又是保持物價平穩的重要基礎。生豬生產目前的困境，反映出保證農民增收與保持物價穩定的矛盾。山東大學經濟研究中心教授魏建提出，可以通過三條途徑協調兩者關系：一要擴大農民的增收渠道，使其多元化，努力提高農民的非農化收入，以保證在農民增收的同時，緩解不斷提升的農副產品價格的壓力。二要通過加強對農業的補貼和農地產權制度的創新，擴大農業的規模化經營，降低農業生產成本。三要建立農業保險、農副產品儲備等制度，形成緩解價格波動的機制，使農業生產保持相對穩定。

　　思考二：要在開放的背景下考慮農產品調控

　　食用油是本輪物價上漲的“領跑者”之一，其中以花生油最為典型。自去年中秋節以來，原料價格上漲了45%左右，桶裝花生油的價格也上調了40%左右。花生油價格的波動，比較典型地反映了這次物價上漲受國際市場因素影響的明顯特征，同時，也提出了在開放的市場環境下，如何處理開拓國際市場與保證國內市場供應關系的新課題。

　　地處沂蒙山區的莒南縣，有“中國花生之鄉”之稱，全縣現有60多家企業擁有花生出口權，花生出口量約占全國的1/3。2006年，莒南縣花生出口額達8300萬美元，去年增加到1.2億美元。當地已經形成“買全國，銷世界”的花生經營格局。莒南金勝糧油實業有限公司是一家規模較大的花生加工出口企業，去年的花生出口額達到1600萬美元。據公司副總經理陳長娜介紹，由于美國、阿根廷、印度等花生主產國產量普遍減少，去年，國際市場花生仁價格由每噸6000元上漲到了每噸9000元。她認為，國際市場花生價格的上漲，直接拉動了世界第一花生出口大國——中國的國內市場價格，并進而影響到食用油的市場價格。

　　從1999年起，莒南縣有大批企業開始從事花生出口生意，花生產業也因此得到較大發展，最近幾年的種植面積一直穩定在35萬畝以上。由于花生出口、加工企業眾多，花生收購點遍布鄉村，有的一個村甚至有三四個收購點。農民普遍反映，除了價格好以外，不愁賣、方便賣也是他們愿意種花生的重要原因。莒南縣外經貿局紀檢書記王光濤是當地花生出口的積極倡導者。他認為，不開放市場，花生價格受國際市場的影響不會這么大，但如果不開放市場，就不會有相對穩定的比較效益，就不會有花生的穩定生產。“在地方，出口就是為了把產品賣出去。”王光濤說。

　　莒南花生產業穩定發展的經驗說明，無論是解決產品過剩，還是解決國內市場供應問題，都應當積極發揮國際國內兩個市場的作用：

　　首先，要消除不當管制與補貼導致的兩個市場的差價。如，過去實行的出口退稅政策，使一些企業即使沒有多少利潤也要大量出口，為的就是賺取國家的退稅，既導致了“出口熱”，又在事實上形成了對外國消費者的補貼。其次，要改變出口商品結構，降低原料性商品的出口比重。第三，要加強對國際市場走勢的研判，哪些商品的比較優勢在增強，就要加大出口，哪些商品的比較優勢在減弱，就要及時進口。

　　思考三：“兩只手”的邊界應嚴格區分

　　為了抑制部分商品價格的過快上漲，最近，政府采取了臨時性的行政干預措施。記者在基層調研了解到，大家對這一“權宜之計”普遍表示認同，同時，也有專家談到，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尚不徹底，對物價上漲既不能放任，又不能過度干預，走入政府管制價格的老路。

　　據山東省肥城市物價局局長楊仁勇介紹，目前，他們對市場價格監管的措施主要有三項：一是加強市場價格監測，從去年5月起，他們在各個鄉鎮設立了市場信息采集點，對139種商品的價格實行監測；二是凍結政府定價和調節價項目；三是加強市場監管，打擊價格壟斷、低價傾銷、哄抬物價以及價格欺詐等行為。春節前，他們還確定了兩家大型商場價格調整需要申報，對其價格實行干預。

　　魏建教授認為，因為正值春節，政府對部分商品的價格采取了行政干預的措施，但這畢竟只是權宜之計，價格最終還要由市場來形成。調控物價，既要用“無形之手”，也可以用“有形之手”，但在操作中應當注意劃清邊界：

　　一是要尊重市場，調控要用市場化的手段，不能割裂和扭曲市場；二是政府要提前判斷供給與需求的缺口，通過政策引導保證商品不出現大的失衡；三是市場信息要廣泛共享，目前的基礎性信息供給不充分，許多生產者只了解局部的市場信息，政府應當盡量擴大市場信息供給，使生產者對市場的未來有穩定的預期，提前作出判斷。

　　思考四：經濟增長方式必須轉型

　　造成物價持續上漲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貨幣供應量過大，即市場上流通的人民幣過多。而貨幣供應渠道主要有二：一是中央銀行給各商業銀行投放貸款的再貸款形式，二是央行為對沖過多貿易順差而流入市場的人民幣。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魏杰認為，目前第一種渠道投放的貨幣量問題不太多，調控的重點，應更多從第二渠道著眼。

　　統計顯示：2006年我國因貿易順差和外資凈流入導致的外匯占款即高達2500億美元，面對大量涌入的外匯，央行只能通過增發貨幣來被動消化，這就使國內市場上猛增了2萬多億元的人民幣供應量，2007年的外匯占款還在進一步增大。

　　因而要穩定物價，就要解決國際收支失衡問題；要平衡國際收支，則涉及我國重大經濟結構和增長方式的戰略調整。一直以來，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依次為出口、投資、消費。到現在造成國際收支失衡，說明這種模式已走到盡頭。因此今后應采取整合配置全球資源來開發國內市場的增長方式，換言之，“三駕馬車”的順序應變為：消費、投資、出口。

　　魏杰認為，實現這種重大經濟戰略的轉型，就要把提升國內消費水平作為長久之策：一是提高城鄉居民收入水平，二是提高勞動報酬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三是提高居民財產性收入比例。收入普遍增長，中間收入群體擴大，個人消費就好啟動了。

　　另外，啟動居民的公共產品消費主要是由國家公共財政加大投入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產品，加大文化、教育、交通、醫療和社會保障事業的投入。在稅收不變的情況下，經濟學界也出過兩個主意：一是收回央企高額壟斷利潤，二是提高資源稅，增加公共產品服務體系的投入。

　　魏杰說，物價上漲警示我國經濟增長方式必須轉型，否則通貨膨脹、經濟過熱與泡沫經濟等交織在一起會很難處理。日本當年經濟增長主要依賴家電、汽車出口帶動國內經濟發展，但國際市場衰落造成了經濟的全面下滑。給我們的啟示是必須加快啟動國內市場。

　　“任何國家經濟發展都有‘泡沫’，但千萬不能使‘泡沫’撐破，而應做實‘泡沫’，這取決于經濟的高速增長”，魏杰認為我國經濟保持6%或8%以上的增長速度，就可能把“泡沫”做實。(丁錫國 殷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