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上海與廣東都出不了馬云？作為新一輪思想大解放過程中看似普通但十分尖銳的話題出自上海和廣東兩位地方權重官員的大膽詰問。他們親自考察后的結論是，在扶持中小企業成長上，浙江各級政府善于做足功課，他們積極探索實施中小企業成長計劃，積極構建社會化公共服務平臺。但在全國其他一些地方，嚴苛的政府規制、沉重的稅費負擔、缺位的創業服務等仍在抑制著創業活力。

　　其實，兩位官員的批評并不失真。據媒體報道，廣州市人大代表練衛飛試圖在廣州創建一個30萬平方米的創意產業園，其間用了整整8個多月的時間連報建都未最后批下來。最后還是在廣州市委書記直接批示下，才蓋完了50多個公章。

　　一系列殘酷的事實再一次指向了中國行政體制。的確，作為經濟改革重要推動力量，中國政府機構與職能每一次變革都給民眾制造了許多美好的期待，但與經濟體制的變速相比，政治體制變革已經顯得明顯的滯后。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而言，無論是政府官員部分行為，還是政府運行的相關規則都已經成為經濟改革繼續前行的羈絆。因此，如果說前30年以企業為中心的改革成功地塑造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為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奠定了體制條件；那么，促進經濟與社會的延續性發展，必然要求改革的重心轉向政府體制方面。政府職能及其轉型已經成為科學發展觀能否貫徹的決定性體制因素。

　　權力利益格局的調整是政府變革自我的核心環節。稀缺的政治資源掌握在政府手中，足以形成與市場談判的堅強力量：綠色GDP系統欲有所為卻舉步維艱，地方政府的政績利益使然；各級官員的土地貪腐案件近年頻發，只因在土地資源問題上一支筆等同于億萬金；電力、電信等長期獲取壟斷利潤，只因它們盤踞公共資源高地……存在特殊的權力利益就有可能形成特殊利益的訴求，并最終阻礙市場自由競爭與創新突破。因此，筆者認為，政府解放思想的第一步應從權力利益格局中退出來。

　　將行政管理改造成一種公共服務，使政府成為有效的服務品供給者是政府進行重塑的重大題材。為此，政府機構應當進行自覺性歸位，強化公共服務和公共治理的制度建設，實現從創造財富的主體向創造市場環境的主體的轉換；政府官員應當擯棄只抓項目和經濟總量，而漠視公共服務和公共治理的慣性思維方式，完成從領導者向服務者的轉換。與此相配套，創設官員業績的新的評價制度和體系刻不容緩。

　　實現政府的有機化“縮身”并達到行政高效率成為中國政治改革的脈動方向。如今我們欣喜地看到，破除“九龍治水”殘局的國務院大部制已經浮出水面，未來中國政府組織結構將變得更加規范與科學。

　　(作者：高焰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