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干預能源價格的趨勢向煤炭領域蔓延。有媒體報道，山東、湖南近期均出臺了臨時措施干預電煤價格；同時，陜西也在迎峰度夏工作會議上表示，9月15日以前要求煤炭不漲價，以保證該省正常供電秩序。

　　面對夏季用電高峰的來臨以及2008年奧運會用電的激增預期，地方政府對煤炭限價的初衷昭然，就是希望能夠緩釋市場電力需求的壓力。但實際上，該舉措的績效是短暫且止于表面的。以行政力量干預資源價格的結果，將是扭曲供求關系，甚至是鼓勵落后產能。一旦行政約束弱化，煤炭等能源價格將會呈爆發式的上漲，最終極有可能令經濟面臨過熱的威脅。

　　事實上從2008年以來，電煤價格上漲已超過40%。根據煤電聯動方案測算，電煤價格漲幅早已超過煤電聯動的標準。但據測算，1%的電力價格上漲將引起物價水平0.089%的上漲。

　　在當前CPI指數連續高企的態勢下，煤電聯動將遙遙無期。然而，從能源短缺和倡導環保的角度看，廉價能源時代一去不復返，煤炭等資源價格向上的趨勢不會改變，電企為此而叫苦不迭。地方政府限制當地煤炭價格的舉措，正是想通過行政力量從上游打破 “煤價上漲—電價上調—CPI高企—經濟過熱”的怪圈。

　　然而應當看到的是，這種想法極有可能落空，市場價格才是最天然的調控工具，無論何種形式的宏觀調控政策，與之相比均難免會出現把控難度巨大的問題，甚至讓調控結果與初衷背道而馳。不可否認，能源價格一旦整體調整，從短期看必然導致PPI對CPI的推動壓力驟增，相關需求的剛性特征將讓市場看到更加畸高的CPI漲幅數據。

　 但這帶給市場的只是短時傷痛，其背后卻是中國長期產業格局的優化。因此，當前解決問題的關鍵當是建立資源定價標準，讓市場價格直接抑制或者鼓勵供求，從而實現市場結構的優化。

　　其實，行政限價的弊端已然在成品油市場滋生，蔓延至今的 “油荒”可以視為是市場機制自發調節作用的顯現。

　　在價格管制之下，目前海內外成品油價格差價基本上在3000元/噸，成品油零售價格低估幅度高達40%左右。在成本倒掛的格局下，“產越多、虧越多”的煉油企業選擇適時 “大修”，成品油站選擇了限量供應，此類或明或暗的 “油荒”問題，盡管沒有直接提高成品油的市場價格，但同樣提高了油品需求方的成本。后者為獲得充足的油料，需要耗費大量時間奔波于各處尋找加油站，甚至干脆放棄了加油。

　　同樣的道理，若對煤炭限價的行政舉措大面積鋪開， “煤荒”現象也很有可能出現。而且，目前的煤炭價格并沒有把環境污染等成本計算在內。若一味強調硬性壓制煤炭價格，則間接鼓勵了原始小煤窯等落后產能的規模擴張。這種以環境和生命為代價的生產模式，絕不利于整個社會的發展。

　　從長效機制看，讓低估的資源價格獲得合理定位是優化產業結構的最有效措施。對于資源價格帶來的社會矛盾，政策當有的放矢地對低收入群體投入保障性資金，這才是緩解其短期負面影響的關鍵。

　　(作者馬紅漫　為上海第一財經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