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廣東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在答復有關委員提案時說，廣東從今年起實施“工資倍增計劃”等三大計劃，建立健全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從今年開始，該省職工工資每年遞增14%以上，到2012年比2000年工資水平翻兩番。

　　所謂“工資倍增計劃”，最早可從1960年12月日本政府實施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找到依據。該計劃希望通過硬性提高國民生活水平和實現充分就業的手段來實現充實社會資本、實現社會穩定、完善產業結構現代化、促進貿易與國際經濟合作等多重經濟目標。實踐證明，該計劃最終造就了日本的經濟奇跡。

　　但我們應要明白，日本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是包括最低工資制、社會保障計劃、增加農民收入、推動中小企業發展、削減個人收入調節稅和企業稅等一系列措施的“組合拳”。更為關鍵的是，對于國民收入增長過程中最常見的“短腿”或最容易出現的薄弱環節，該計劃著重致力于糾正農業與非農業之間、大企業與中小企業之間、地區相互之間及收入階層之間的生活上的收入上的差距，使國民經濟和國民生活得以均衡發展。若無該均衡發展，形單影只的“工資倍增計劃”顯然獨木難成林。目前我國不僅存在與日本以往相同的城鄉間收入差距大的問題，更有與日本所不同的是非壟斷行業與壟斷企業之間、公務員與普通職工之間的收入差距大的問題。

　　非但如此，外資和私營企業比國有單位就業人數更加龐大，難道政府有權通過行政權力強制執行給職工每年提高14%工資的政策嗎？這是否符合市場經濟的規則？如果不能通過行政權力強制要求外資和私營企業執行，政府唯一“有權”的就是“倍增”國有企業、吃財政飯的事業單位和政府公務人員的工資，這樣一來，國有企事業單位及政府公務人員工資和其他行業豈不是繼續加大了收入差距距離？這樣的“工資倍增計劃”即便能“計劃”，又意義何在？

　　在物價飆升的今天，政府擬定企業職工工資增長的長遠規劃和具體目標，無疑是令人欣喜。但欣喜之余又不免讓人憂從心起———從本質上看，“工資倍增計劃”與“工資指導”并無太大區別，一個是“短安排”，而另一個則是“長計劃”。然而疑問同樣在于，誰為“工資倍增計劃”埋單？是企業老板還是公共財政？又怎樣才能使“工資倍增計劃”落到實處？最關鍵的是，如果“倍增計劃”到時被證明僅是“政績策劃”而已，誰又來承擔責任？(樊艷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