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從緊貨幣政策下，很多中小企業面臨資金困局，小額貸款公司也再次躍入人們的視線。記者從有關方面獲悉，日前，浙江省人民政府決定在全省開展小額貸款公司試點，在民間資本充裕的溫州等地，小額貸款公司的前期準備工作已經展開，7月中旬，溫州全市開始部署小額貸款公司試點工作，而到今年9月至10月，溫州首批小額貸款公司將正式開展小額貸款業務，浙江省成為今年5月份央行和銀監會發布《關于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指導意見》之后首個開展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省份。

　　發展良機

　　小額貸款公司并不是一個新生事物，早在2005年底，山西平遙的日升隆和晉源泰作為中國人民銀行小額貸款首批試點掛牌，2006年央行在山西、四川、陜西、貴州、內蒙古5個省區開展了小額貸款組織的試點，共成立了7家小額貸款公司。今年5月，在前期試點的基礎上，央行和銀監會經過充分協商聯合發布了《關于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指導意見》，給予小額貸款公司合法地位。

　　“根據浙江試點小額貸款公司反映，在從緊貨幣政策之下，這個以民營經濟為主的省份在從緊貨幣政策之下面臨資金困境。”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表示。從緊的貨幣政策使得企業的資金面明顯吃緊，雖然中央規定從緊的貨幣政策要“有保有壓”，但從實際操作來看，其帶來的影響還是比較大，在民營企業眾多的浙江省，大批中小企業在受到生產成本上升、人民升值、外部融資困難等幾方面因素夾擊之下，生存和發展正在面臨重大挑戰。“通過發展大量小額貸款公司能夠解決一些問題。”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浙江上馬小額貸款公司還有一個原因，即浙江省活躍的民間融資。從緊的貨幣政策為民間借貸創造了較好的生存條件，在溫州等地，民間借貸通過地下錢莊的形式進行，借貸利率甚至高出銀行同期貸款基準利率數倍。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透露，溫州民間流動資本高達6000億元。

　　“通過小額貸款公司這種正規的渠道，可以吸引一部分民間資本，壓縮民間借貸的生存空間。”中國建設銀行研究部高級經理趙慶明表示。他認為，對于一部分民間資本來說，通過小額貸款公司把錢貸出去，比通過地下錢莊這種方式更加安全、更有保障。不過相比地下錢莊的高利率，通過市場化方式決定的小額貸款公司貸款利率明顯處于下風，因此小額貸款公司的出現并不能給民間借貸帶來實質性的威脅，不過通過這種方式進行疏導，還是值得提倡的。

　　定位之惑

　　自誕生之初，小額貸款公司就面臨著身份定位的尷尬。從記者掌握的《溫州市小額貸款公司試點操作規程》(暫行)(以下簡稱《操作規程》)來看，溫州此次發起的小額貸款公司同樣面臨著以往小額貸款公司所面臨的瓶頸和制約。

　　《操作規程》在有關小額貸款公司的定位中規定，小額貸款公司是小機構、小客戶、小貸款。小額貸款公司嚴禁非法和變相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和非法集資。而小額貸款公司的主發起人應當是管理規范、信用優良、實力雄厚的當地民營骨干企業。其他法人、自然人股東應符合《浙江省小額貸款公司試點暫行管理辦法》的相關規定。

　　對此，趙慶明認為，“只貸不存”的規定將成為制約小額貸款公司發展的一個瓶頸，“公司的資本金就那么多，而股東的資金實力是有限的，很難滿足貸款業務擴張的需求。”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結構金融研究室主任殷劍峰則表示，以香港為例，信貸機構分創造貨幣的機構和不創造貨幣的機構，宏觀調控應該控制那些吸收存款的機構，而對于那些拿自有資金房貸的機構來說是不受限制的，民間借貸不會創造貨幣，因而不會對貨幣政策造成沖擊，有關部門應該給小額貸款公司更為寬松的發展環境和空間。

　　由于面前橫著“只準貸不準存”的高壓線，小額貸款公司始終被套著一個“緊箍咒”，這或將打擊民間資本參與籌建小額貸款公司的積極性。為此，浙江省在推進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同時明確提出，信譽好的小額貸款公司將推薦改制為村鎮銀行。郭田勇認為，小額貸款公司在貸款方面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如果升級為村鎮銀行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而趙慶明則表示，相信大批民間資本會沖著金融牌照而來。不過，根據銀監會相關規定，設立村鎮銀行的條件之一是以境內銀行為主要股東，占20%或以上的股份，這也就意味著小額貸款公司的發起人要想將公司轉為村鎮銀行必須將相應股份轉讓給銀行，這對于很多小額貸款公司的發起人來說是難以接受的。對此，郭田勇表示，改革是一步步來的，不可能一步到位。(記者 唐真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