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對收費公路收費期限的監督很重要，但社會監督之所以難以形成有效制約，不僅僅是因為缺少知情權，關鍵在于能否通過有效途徑，對收費公路違規收費的行為進行有效干預。

　　8月5日《法制日報》報道，《廣東省公路條例(修訂草案表決稿)》已獲廣東省人大常委會通過。條例規定，廣東省政府應向社會公告，明確規定收費公路終止收費的日期，接受社會監督。據了解，廣東部分公路收費年限一再延長，有收費站還貸期竟達750多年，越來越多的公路收費站已成為城鄉市場協調發展的“攔路虎”。

　　有資料表明，全世界收費公路14萬公里，其中有10萬公里在我國，占了全世界的70%。交通部規定40公里設一收費站，而某些地方政府卻規定，高等級公路每20公里甚至更短路程就可設一個收費站。“收費還貸，貸款修路”，是收費公路旁最常見的標語，但是，至于收的錢是否真的用于還貸，貸款是否全部用于修路，人們往往無從知曉。

　　收費公路收費時間一再延長，已經成為某些地方政府的搖錢樹。因此，筆者認為，公路違規收費和超期收費的問題久治不愈，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有沒有向社會公告，有的收費站還貸期竟達750多年，已經成為公開的秘密，但是，這些收費站卻照收不誤，公告與否本來就沒有什么意義。

　　客觀地講，政府由上到下的內部監督當然可以促進工作的改進，但某些政府部門出于狹隘政績的考慮，難免令監督大打折扣。事實上，這些年上至中央下至地方，沒少出臺限制公路違規收費和超期收費的法規，為什么這種現象治而不絕呢？筆者認為，根本原因就在于某些地方政府有通過收費增加財政收入的利益沖動，當利益沖動膨脹到無法控制時，就會出現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情況。

　　社會對收費公路收費期限的監督很重要，但社會監督之所以難以形成有效制約，不僅僅是因為缺少知情權，關鍵在于能否通過有效途徑，對收費公路違規收費的行為進行有效干預。從我國現有機制來看，能夠有效體現社會對收費公路監督的非人大莫屬，一來人大本身就是代表人民表達意愿的機構，二來人大也負有對政府行為進行監督的職責。

　　然而，對那些違規收費的公路，地方人大代表到底有沒有發揮監督作用呢？地方人大的監督作用如果不能充分地發揮出來，就算將收費公路的收費期限告知每一個人，也難以真正改變公路收費亂象。總之，法律法規再如何完善，如果在實踐過程中缺乏有效監督的力量，收費公路超期收費現象就難以根治。(作者：陳鳳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