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走軟，以美元定價的國際大宗商品的價格一度大幅攀升，造成全球通脹蔓延，但對各經濟體的通脹率卻有天淵之別，津巴布韋是百分之幾百萬，日本卻只有2%。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認為：“這說明，各個國家還是可以通過主動的政策選擇，在全球趨勢的影響下有所作為、趨利避害。”

　　由華爾街“次貸危機”超級金融地震引發的“金融海嘯”，以雷霆萬鈞之勢席卷西方國家，一波接一波的巨浪有可能最終向我們呼嘯而來。身處全球化的浪潮之中，我們無法置身事外，但只要未雨綢繆、應對得當，完全有可能獨善其身。

　　“去年的時候，次貸危機的深刻影響已經完全展露了，但中國的官員，包括我接觸的發改委的一些官員，都在說‘沒事’，美國不會出問題。但今年以來，次貸危機的蔓延把我們給打蒙了，中國開始清楚地認識到其已處于全球化的深海了，想脫離出來都很難。”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助理何帆如此形象地描述“金融海嘯”對我們的影響過程。身處其中而不知深淺，更不知驚濤將至，也許比“金融海嘯”的沖擊更為可怕。

　　全球化是以全球市場為基礎的，全球經濟的景氣上下波動，對各經濟體的運行會造成各種不確定的風險，各自的經濟“修行”如何，最終所受的影響也會大不相同。美元走軟，以美元定價的國際大宗商品(如石油、礦產品)的價格一度大幅攀升，造成全球通脹蔓延，但對各經濟體的通脹率卻有天淵之別，津巴布韋是百分之幾百萬，日本卻只有2%。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認為：“這說明，各個國家還是可以通過主動的政策選擇，在全球趨勢的影響下有所作為、趨利避害。”

　　我們的經濟尚未完全對外開放，尤其是金融業還沒有完全暴露在國際金融風險當中，國際資本也“大搖大擺”地進進出出，應對“金融海嘯”還有一定的準備時間和回旋空間。我們正處于向重化工業轉型的階段，城市化與工業化還未完成，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也有相應的歷史背景和發展條件。

　　更重要的是，我們還擁有一個人口基數龐大且消費層次豐富的國內市場，可以通過刺激內需，彌補出口市場增長減緩甚至萎縮的空缺。其實，早在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就已經提出刺激內需以應對外部市場的風險。然而，由于體制激勵的約束和內部動力的不足，加上一些似是而非的決策(如開征利息稅“將儲蓄趕出來消費”)，最終卻演變為依靠投資和外需拉動經濟增長。各地忙于鋪攤子、搞基建，投資增長長期高于消費增長；又或忙著招外商、引外資，外向型產業的投資增長長期居高不下，如紡織業前些年的投資增長都在50%。所謂刺激內需，最見“功效”的是房地產業的投資膨脹，“天價地”、“天價房”層出不窮，讓平民百姓望樓興嘆。

　　時至今日，“金融海嘯”呼嘯而至，靠過度消費、超前消費而借貸度日的美國經濟已經難以為繼，結構調整勢在必行；靠過度儲蓄、外需拉動而維持增長的中國經濟也已不可持續，結構調整也勢所必然。調整結構的關鍵還是改革，短期應厲行減稅，減輕企業的經營負擔，刺激居民的消費意欲；中期應理順價格，主要是能源、農產品和勞動力等價格，讓價格信號通過市場配置資源；長期則是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尤其是住房、醫療、養老和教育等改革，讓中低收入者不再被動儲蓄，可以放心大膽地去消費。

　　這些都是老生常談，受制于體制束縛和利益糾葛而始終未能成為現實。當“金融海嘯”形成新一輪的外部壓力，轉危為機就要把巨大壓力變成改革動力。要來的終究會來，繞都繞不開；要面對的始終要面對，躲也躲不掉。(伊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