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設立“惡意欠薪罪”，從來不是什么全新命題。恰恰相反，這樣的觀點可謂俯拾皆是，估計自有欠薪這一事物開始就應有此動議，因此“至今讀來不新鮮”。

　　“惡意欠薪罪”再次納入公眾視野并引起廣泛的關注，是廣東省政府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執法檢查組匯報《勞動合同法》實施情況時建議國家加快配套立法，在修訂《刑法》時設立“惡意欠薪罪”，對惡意逃避工資支付義務的責任人追究刑事責任。(《羊城晚報》10月8日)

　　以一級省府的名義提出欠薪入罪，其規格之高，可謂“空前”。如果聯系到當前的許多珠三角中小企業“提前過冬”以及今年企業、勞動者及政府圍繞《勞動合同法》實施而產生的角逐與抗衡等前提，廣東省政府的這次立法建議意義不容小覷。

　　從法理學的角度分析，在《刑法》中增設“惡意欠薪罪”難逃脫“重刑主義”的窠臼和質疑。理由倒也簡單，因為“刑法不是萬能的”。僅僅想靠入罪和加重刑罰來懲治惡意欠薪，只是重刑主義者的一種天真的幻想！

　　不能不承認，這種質疑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正如任何事物都不是絕對化而是利弊相生一樣，我們必須進行利弊相較。就我看來，設立“惡意欠薪罪”就是利大于弊之舉措。

　　設立“惡意欠薪罪”的價值并不在于將多少惡意欠薪的無良企業主關入監獄。其根本在于發揮刑法的價值引導功能，強化全社會特別是企業主的誠信意識。2007年的深圳曾榮膺“中國最受農民工歡迎的十大城市之一”的美譽，有評論認為這與2006年春節期間深圳官方動用刑罰大棒懲治惡意欠薪不無聯系。當年寶安區檢察院以涉嫌合同詐騙罪批捕了幾家惡意欠薪的公司的主要負責人。此事經媒體傳播后，不只在特區，在全國企業界直至今日仍有極大動蕩。惡意欠薪要坐牢，這無疑是給無良企業主戴上了“金剛箍”，自然也是送給弱勢工人階層的福音！

　　設立“惡意欠薪罪”有成功立法先例可循。國外尚可不提，毗鄰的香港原先規定，雇主不按時支付工資給雇員，可被檢控，一經定罪，最高可被罰款20萬港元及監禁1年。最近香港又對《雇傭條例》進行了修改，把欠薪罪的最高刑罰提高至罰款35萬港元及監禁3年。港內少有似大陸這樣激烈的惡意欠薪事例發生，除卻傳統因素外，懲罰的嚴厲應是其主因之一。

　　必須承認，我國當前勞動法、勞動保障監察條例、工資支付暫行規定以及相關部委出臺的事關勞動者薪酬的規定，林林總總，蔚為大觀，無不強調勞動者有其酬。但無論是基于經濟法上的勞動關系還是基于行政管理上的勞動監察，對“走佬式”惡意欠薪都缺乏相應懲治力度，最終導致政府出于社會穩定及民生考慮不得不為欠薪者“埋單”，將欠薪的違法必究成本惡意轉嫁到公共財政身上，相信這也是政府極力主張欠薪入罪的動因之一。因此，欠薪入罪是當前的合理、合情之舉。有人質疑該罪的產生會侵犯刑法的完整，事實上1997年刑法已經六次修改(正在醞釀修正案七)，相信不差此一罪。

　　相信這次“惡意欠薪罪”從動議到進入立法程序及至實施仍要假以時日。爭議可繼續，但一般來說冬春季節是“惡意欠薪”的多發季節，弱勢工人的保護卻不容止步。

　　期待立法進程快一點，再快一點，因為“農民工工資不能欠！”(王學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