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大國在成長的進程中要善于抓住動蕩和災難的機遇；中國有可能充分把握這一機會跨越式提升自己在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中應有的地位

　　美國次貸危機已引發自上世紀三十年代席卷資本主義世界的大危機以來最大的金融危機。這場百年難遇的危機給我國外向型經濟帶來一定沖擊，但同時也將帶來機遇。任何危機都意味著既有國際經濟政治秩序重新洗牌，意味著新興大國取得了更多的發展機會。有鑒于此，只要領導堅強，目標明確適當，行動及時有力，抓住國際經濟秩序調整的新契機，中國有可能充分把握這一機會跨越式提升自己在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中應有的地位。

　　在危機之中，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們確實會承擔一定壓力，付出一定代價。但應該看到，一個孤立國家所追求的經濟目標僅是絕對增長速度，而在國際體系下，由于存在利益分配問題，一個國家既要追求絕對增長速度，更要追求相對增長速度，因為后者決定了該國在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決定了該國是否能夠從國際經貿和世界經濟增長中取得合理的份額。

　　一個大國在成長的進程中要善于抓住動蕩和災難的機遇，趨利避害。面對動蕩，所有國家都會受到沖擊，但也只有動蕩才能讓抗風險能力強的國家表現出自己的優勢。強者并不擔心本國受到沖擊，在全球經濟普遍蕭條時甚至不怕本國經濟絕對規模有所下降，只要本國下降的比競爭對手少，那么本國在整個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就提升了，在未來的復蘇中就能得到比以前多得多的收益。假如未來可以贏得更大收益，那么今天所受到的沖擊就不過是一種投資。

　　面對全球性金融危機，無論是應對，還是把握，需首先明確中國的目標。面對任何重大事變，我們的努力都應指向從最低目標到最高目標的一系列目標，在此基礎上才能明確有哪些選擇。在這場危機中，中國的目標從低到高應當依次排列如下：

　　——減少、消除次貸危機引發全球性金融危機中的損失，削弱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社會的沖擊，保證中國經濟繼續維持一定的健康增長速度。這是中國必須完成的最低目標。

　　——在應對中把握機遇，建立、鞏固國家和民族資本對國內市場的主導地位，并借助危機沖擊改善國內經濟社會秩序。這是一個大國在外部世界中崛起的必要前提，也是為了讓我們取得“進可攻、退可守”的主動地位。

　　——最大限度提高中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話語權力，包括鞏固、增強本國在周邊國家/地區和其他重要國家/地區的經濟影響力，盡可能提高中國在整個國際經濟體系中的影響力。

　　圍繞第一個層次目標所作的努力，從增強出口激勵措施力度，到刺激國內市場，我們已經看到了，需要做的是及時出臺具體措施并落實。在這里，需要注意，金融危機沖擊實體經濟往往會引爆潛藏的各種社會矛盾而轉化為社會危機。對此，我們需要努力消除國內社會不公，防止利益集團在反危機過程中渾水摸魚，進一步加劇社會不公，從根本上降低社會危機風險的幾率。同時，還需要關注其他國家、特別是某些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內金融危機向社會領域蔓延的風險。

　　在第二個層次上，我們需要做的首先是，把握危機沖擊部分外資企業總部之機，有選擇地以合理條件回購國內外企，既化解外資企業因危機而對國內銀行信貸、供貨商應收賬款、就業等方面的沖擊，更能推動打破某些領域外資壟斷局面，建立、鞏固國家和民族資本對國內市場的主導地位，并減輕國家外匯儲備持續高增長的壓力，同時為國內大量剩余資本開辟符合國家公利的投資渠道。當然，回購國內外資企業應當有所選擇。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應優先回購面向國內市場的外企，面向海外市場的外企次之；高技術和戰略性產業外企優先回購，低技術、一般日用消費品外企次之。因為若不能掌握被收購企業的銷售渠道，收購就只是購買了一堆廢鐵，而掌握國內銷售網絡顯然比掌握海外銷售網絡更容易。回購高技術和戰略性產業外企可以取得至少部分我們尚不具備的技術，增強對戰略性產業的控制力，而低技術、一般日用消費品行業門檻較低，也不能給予我們所需要的技術。

　　其次，可以通過危機沖擊，使中國國內此前不符合科學發展觀原則的“政績”負面后果原形畢露，從而創造整肅政績和市場秩序的良機。

　　在第三個層次上，一方面，西方的危機意味著中國銷售市場、投資和發展模式魅力上升，我們大可以在發展中國家利用這個機遇。另一方面，可以用適當的條件作為交換，換取我們以適當的形式、規模參與西方金融救援，這也有助于維護我國的外需不至于急劇萎縮。交換的條件應當是橫跨經濟、政治等方面。其中，在經濟方面，可供選擇的條件包括要求對方保證對中國商品、服務和投資的市場準入和權利，從而為中國投資的增長開辟道路，減少、停止對中國與第三國經貿關系的干擾，提高中國在國際經濟組織的話語權力，在多邊貿易和金融談判中接受中國主張，盡可能放寬高科技產品對華出口等。(文/梅新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