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參與國際金融救援，并不是無條件的，應借助這個歷史性機遇，給不受約束的美元“套上籠頭”

　　肇始于美國次貸危機的國際金融危機，已開始對全球實體經濟產生巨大沖擊，如何切斷國際金融危機向實體經濟的進一步延伸，成為各國政府共同面對的頭等大事。可以預測，在國際金融救援行動中，美國等發達國家必然向我國提出注入流動性等要求，要我們承擔相應的國際責任。從我國實際情況出發，積極參與，主動提出自己的一攬子方案，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

　　主動實施有條件的國際救援行動。

　　從歷史上看，關鍵時期發揮作用更大的國家，在事后的話語權越大，美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主動參與國際救援，有利于我國在形成新的世界秩序中發揮更加突出的作用。

　　我國已深度融入全球化，主動實施國際救援是緩解國內經濟壓力的一個重要途徑。從目前情況看，國際金融危機最直接的影響就是世界經濟衰退將減少對我國出口商品的需求，我國的美元資產暴露在風險中；從長期間接影響看，國際金融危機可能引發各國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國內企業從國際資本市場融資困難加大等。因此，主動參與國際救援，可以保護自由貿易體系，從而使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降到最低。

　　二戰結束后，國際社會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是以美元為中心的貨幣體系，美元波動是受美國的黃金儲備約束的。但是，1976年的牙買加協議，正式終止了美元和黃金的聯系，世界的金融體系就成為一個不受約束的美元所主導的體系。

　　我國參與國際金融救援，應借助這個歷史性機遇，給不受約束的美元“套上籠頭”，這樣既有利于提高人民幣國際地位，逐步改變美元不受約束的局面，又有利于鞏固和深化我國對外開放格局，在新階段的對外開放中占據制高點。

　　采取“人民幣出，人民幣進”的國際金融救援方式。

　　從我國現實情況看，一方面，人民幣還不是國際貨幣，目前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時機與條件還不成熟，另一方面，我們又擁有巨額的外匯儲備。在參與國際救援行動中，我國可選擇的方案是“人民幣出、人民幣進”。

　　“人民幣出、人民幣進”的核心在于允許國外政府和國際金融組織在國內發行有擔保的人民幣債券。國外政府以募集的人民幣債券購買中國美元儲備，以此注入國際金融市場，穩定國際金融體系。債券規模由雙邊共同討論確定(建議不超過我國外匯儲備的5%)，發行對象為國內機構投資者，期限可暫定為1年，利息參照1年期上海銀行間同業拆放利率。債券在國內市場可流通，國際債務人用美元購買人民幣，還本付息。

　　這一方案將人民幣與美元，將全球金融穩定與我國國家財富等有機聯系起來，有利于規避匯率風險，國外政府和國際金融組織發行人民幣債券，必須承擔美元或者其他貨幣與人民幣的匯率風險；有利于促進國內債券市場，尤其是二級債券市場的發展，有助于分散股市風險；有利于人民幣國際地位的提高，在不需要開放資本項目的條件下，就可以成為與美元相互關聯的“硬通貨”，為人民幣國際化奠定良好基礎；還有利于美元與人民幣匯率的相對穩定，有效降低我國美元外匯儲備規模，從而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

　　明確提出自己的政治經濟權利訴求。

　　國際金融危機的發生，將引發國際經濟秩序的重大改變，這種改變在許多方面對我國來說，都是重要的機遇。比如，為企業走出去提供了良好的機遇。過去我們到美國去收購資產，既有政治風險，價格也高，那么，在當前國際經濟衰退的過程中，資產價格可能會比較便宜，政治控制標準可能也相對放松，我國企業的海外并購會相對容易。比如，我國95%以上的進口礦產品是以貿易方式直接從國際市場上購買的，在國外投資開發資源、有控制權的份額礦占進口量比例不足5%，而這次國際金融危機將為我國購并海外礦產資源提供機遇，形成新的礦產資源戰略儲備和開發進口體制。

　　著眼于長遠，我們要在參與國際金融救援中明確提出自己的政治經濟權利訴求，主要有三個方面：

　　短期中，美國等接受救援的國家應當承諾維持并保護世界自由貿易體系。過渡時期的布什政府和即將上臺的奧巴馬政府需要承諾，不采取有違自由貿易精神的貿易保護政策，以避免對我國出口產生致命沖擊。

　　中期中，盡快啟動新一輪WTO框架下的自由貿易協定談判。接受救援的國家，尤其是美國，必須放開中國資本進入債務國市場的限制，允許中國企業(尤其是金融機構)在債務國設立分支機構；取消對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政治限制條件；放開高科技領域的出口限制。

　　長期中，要修改國際貨幣體系，改革IMF、世界銀行、WTO等國際組織，建立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核心是修改國際組織的投票權規劃，我國要有更大的發言權。□

　　(文/遲福林(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周正平采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