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經濟和金融領域的研究，不能忽略對人性的研究，不能忽略對經濟心理和行為的研究

　　在這次金融危機中，我國的金融資產和實體經濟都受到沖擊，市場的信心面臨挑戰。

　　金融危機的形成和發生自有其深層次的社會心理內涵，心理動力是人類行為的決定因素，經濟活動也不例外。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金融危機實際上是信心危機。那么影響信心的有哪些因素呢？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分析。

　　經濟心理閾限及風險偏好反轉是信心危機引發的重要因素

　　人類的經濟行為均是由“主觀的”外部刺激與自己的內部沖動共同作用的結果，經濟心理閾限則是研究人們對經濟變量變化時人們心理感受性的變化程度。經濟心理學研究表明，經濟變量變化與人們心理感受上的變化并不是一一對應關系。如在投資市場中，資產價格變化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引起心理上的變化；在消費活動中，商品價格的上漲或下跌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引起人們購買愿望的改變等。

　　經濟心理閾限是人們經濟行為改變的真正原因，而不是價格。當美國的次級房貸等金融資產價格的上漲達到了某個關鍵心理閾限時，人們的風險偏好開始發生反轉，從愿意承擔風險以獲取高額回報轉向厭惡風險，從而引發了危機。而當風險資產的價格每下跌一個額度時，均會引發更多的投資機構和個體投資者出現偏好反轉，使他們試圖賣出該風險資產，以達到控制風險的目的。賣出行為本身壓低了價格，進一步導致新一輪的賣出行為。

　　人類認知活動的局限性使危機愈演愈烈

　　人類的認知活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社會心理學家認為，人是帶著“有色眼鏡”來看世界的，人們對現實的認知帶有一定的偏差，這種偏差往往是自利性的，如過高估計對自己有利的事件發生的可能性，而過低估計對自己不利的事件發生的可能性。

　　在風險投資市場，由于資產價格未來的走勢有不確定性，所以，當金融資產價格上漲時，投資者往往對自己所持有的風險資產的價值產生過高的估計，在認知水平上，經常會有選擇地加工市場各種有利于自己的信息，而對不利于自己資產的信息視而不見，這種樂觀主義傾向使得他們在危機開始時，過低估計危機的嚴重后果。正是由于這樣的一種樂觀主義傾向，使投資者不能及時回避市場風險，而是在資產價格下跌的途中不斷賣出。

　　心理學研究表明，個體行為結果的反饋同樣會影響行為。當危機開始發生時，下跌導致更多的投資者去賣出，而不是買入，從而產生恐慌的情緒狀態，恐慌的情緒和賣出結果的反饋又進一步加強了市場價格的下跌。危機擴散之后，投資者普遍產生了更加悲觀失望的情緒。投資者的情緒從悲觀失望到過度樂觀，再從過度樂觀到極度悲觀的循環周期，與價格漲跌的循環周期相一致。

　　媒體報道在危機過程中對人的情緒的影響作用

　　事實上，絕大多數國人對國家宏觀經濟的具體運行情況，并不是特別清楚，對于各種經濟數據究竟意味著什么，也不能很好地理解。他們只是從自己身邊發生的事情來了解國家的經濟運行狀況。如果從前他們去超市買食品，只需花100元就可以維持一個星期；而現在為了支撐一周的食品消費得花200元，他們就會認為物價漲得過快了，通貨膨脹太高了，而不管實際CPI是多少，或是CPI是如何構成的。而這種對通脹的擔憂會影響人們對國家實際經濟現狀的知覺，改變人們對未來經濟前景的預期，從而改變當前的消費行為、投資行為和儲蓄行為。

　　媒體長時間對能引起人們負性情緒體驗的事件的報道，如對其他國家股災、金融危機、某某世界最大投資銀行的破產、某某私營企業老板由于負債累累而自殺身亡等長時間的負面報導，會引發大眾悲觀的、消極的情緒體驗，這些情緒體驗會泛化成一種消極悲觀并且持久的心境，進一步導致公眾對未來經濟前景的悲觀預期，從而造成投資領域、消費領域的有效需求不足。西方有研究表明，長時間暴露于災難報導的情境中，會造成實際的心理損傷以及腦組織病變，使人們的悲觀情緒難以在短期內得以消除。

　　主流思維方式的影響

　　歷史文化的差別形成了中西方主流思維方式的差別，西方社會以邏輯的、演繹的思維方式為主流，而東方則是統合的、辯證的思維方式為主流。

　　西方邏輯演繹的思維方式及經濟學對效用最大化的追求，造成了西方金融系統中將金融衍生工具的利用推向極端，而忽視了其負面效果帶來連鎖反應的可能性。保證金交易、抵押品證券化等手段和工具，使人們過于看重其巨大的盈利效應，而將風險控制轉移給其他金融機構。

　　中國人的傳統思維方式在“塞翁失馬”的故事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壞事能變成好事，好事也能變成壞事，是每位中國小學生都接受的生活信念，在這種思維方式之下，中國人對事物的整體把握能力較強，對事物的正反兩方面的理解和接受較快。因而，有利的方面是能夠“居安思危”，避免經濟出現較大波動，不利的方面則是資本的利用效率較低。

　　金融體制的脆弱源于人性的脆弱，資本“唯利是圖”的本質，恰恰是人性中貪欲的反映。無論金融體制怎樣完善，人性中的貪欲總是能找到破解它的辦法。因而，對經濟和金融領域的研究，不能忽略對人性的研究，不能忽略對經濟心理和行為的研究。忽視了對人性和心理活動的理解，經濟學和金融學的理論只能與現實的經濟生活越來越遠。(翁學東 中央財經大學社會發展學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