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價總水平的起伏，要去通貨那里找原因，在貨幣政策上開藥方；個別商品價格的漲跌，要去供求關系那里找問題，在市場制度上動刀子。價格干預純屬權宜之計，越少用越好，不用最好。這需要從決策者到公眾對價值規律、市場法則，有最起碼的認識和尊重。

　　年初國家發改委決定實行臨時價格干預措施，當時物價上漲風頭火勢，不少經濟學家雖認為價格管制扭曲價格機制，只是推遲漲價的時間；但也不得不承認“暫時應急的價格干預措施還是必要的”，只是擔心“所謂的‘臨時’變長期，那可就麻煩了”。最終“麻煩”沒有出現：發改委日前宣布解除食品類商品的臨時價格干預措施———隨著消費價格指數(CPI)逐月回落，價格干預也順理成章該謝幕了。(12月2日《羊城晚報》)

　　回顧從年頭到年尾的“臨時干預”，不難發現政府相當克制，拿捏分寸也謹小慎微。國家發改委年初發的《通知》就說：“實行臨時價格干預措施的目的在于抑制價格不合理上漲……提價申報只是對企業提價的正當性進行審查；調價備案只是對調價的合理性保留干預的權力。”如此謹慎，是因為價格管制純屬權宜之計，有可能限住了企業，卻限不了市場，最大的功效不過是為治理通貨膨脹贏得多一點時間。

　　政府高舉“價格干預”利劍，卻沒有“見漲價必殺”，是深明“市場定價”大義之舉。企業漲價，政府審批，不僅削弱甚至剝奪了企業的自主定價權，而且政府也分分鐘會“引火燒身”。比如，哪個官員能清晰界定：是企業因成本上升而“不約而同”漲價，還是集體預謀形成的“價格同盟”？更何況，如北京大學的周其仁教授所說：“用行政手段調控經濟，講到底就是通過增加制度運行的摩擦力來使經濟減速。這套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對法治、政商關系、反腐倡廉，都有百弊而無一利。”

　　所謂通貨膨脹，名稱就已經揭示問題所在。所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里德曼說過，通貨膨脹永遠是一個貨幣現象，不要試圖到個別的商品里找到原因。豬肉漲價，因為飼料漲價；飼料漲價，因為化肥漲價……一直找下去，無窮無盡。這樣的思路治理通脹，自然是分兵把守，誰漲治誰，什么漲價就干預什么價格，最終物價還是照漲不誤。物價上漲勢頭得以遏制，也絕非今年價格干預的“揚湯止沸”之功，而是去年貨幣從緊的“釜底抽薪”之效。

　　物價總水平的起伏，要去通貨那里找原因，在貨幣政策上開藥方；個別商品價格的漲跌，要去供求關系那里找問題，在市場制度上動刀子。價格干預，是萬不得已而為之，越少用越好，不用最好。這需要從決策者到公眾對價值規律、市場法則，有最起碼的認識和尊重。

　　比如，去年豬肉價格暴漲，筆者曾提出“與其調控肉價，不如拯救脆弱的供給”。如今供給依然脆弱，近日報道稱“最近生豬價格已接近甚至低于養殖成本”，于是，“盡快制定對生豬價格實行最低保護價”的建議又開始見諸媒體。

　　其實，上限管制與下限管制不過是價格干預的“一體兩面”，前者是管制價格低于市價，造成供不應求，后者是管制價格高于市價，造成供過于求———偏離市場供求關系的價格管制最終都會產生供求缺口。“舉一”而不知“反三”，吃一塹卻未長一智，惟有徒喚奈何！(伊 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