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要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作為明年經濟工作的首要任務，把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更好地結合起來，把推進發展方式轉變和結構調整作為應對國內外環境變化、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出路。這為當前及今后一段時間的經濟政策確定了基調，也可以說是針對實際工作中已經出現的一些苗頭及人們所持疑問的一種回應。

　　11月初，面對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影響日益顯現的形勢，中央決定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出臺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十項措施，啟動4萬億元經濟刺激計劃。在為中央的果斷決策、重拳出擊感到振奮的同時，也有人表示擔心，如此大規模的投資計劃會否引發新一輪投資“大躍進”，導致低水平的重復建設和產能過剩？

　　這種擔心并非杞人憂天。

　　盡管中央制定的“十項措施”已經給出鮮明的信號——除了投資建設一批重大基礎設施項目外，4萬億元資金將更多地投向保障性住房、社會事業、環境保護等關涉民生的領域；在產業結構方面，也明確提出要“加快自主創新和結構調整”。但是我們看到，在許多地方政府隨后跟進公布的龐大投資計劃中，的確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出偏重于大型基建項目和重化工業項目的傾向。對于地方政府來說，這些項目往往具有立竿見影的作用，可以較快地、大幅度地拉動經濟增長。

　　如何處理保持經濟增長和調整經濟結構之間的關系？保增長是否意味著要擱置或者放棄結構調整？已經成為一個不容回避的現實問題。

　　必須注意到，本輪旨在刺激經濟增長的宏觀調控，雖然其內在動因與1998年相似，都是為了防止國內經濟在強烈的外部沖擊下出現過快下滑，但政策內涵及著力點卻有了很大不同。其中一個不可忽略的背景就是，正是在這10年期間，我們黨確立了科學發展觀的新理念。

　　“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是我們黨在總結國內外經濟和社會發展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的。眾所周知，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經歷了世所罕見的高增長，最近10年更是保持著兩位數的增長速度。然而，這種高增長在創造了巨大物質財富、增強了國家實力的同時，也積累下諸多矛盾和問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這是一種以生產要素的低成本為依托、以“高耗能、高污染”為特征、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的增長方式，事實越來越證明了它的難以為繼。科學發展觀的一個重要著眼點，就是要改變這種粗放型、低水平的增長方式，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實際上，在此次國際金融危機當中，受沖擊最嚴重、經營狀況最困難的，正是那些技術和管理水平粗放，低端、落后的行業和企業。因此，在實行刺激經濟政策的過程中，必須堅定地進行結構調整，推動產業升級，促成發展方式的轉變。決不能為了保增長而“飲鴆止渴”，把那些已經或準備淘汰的落后產能再重新扶持上馬。要嚴防一些地方不顧其資源稟賦、環境容量、市場條件等亂上項目。

　　保增長、擴內需與調結構、促轉型之間，非但不是對立的關系，還相輔相成，互為因果。一方面，當前經濟增長的回落，為結構調整提供了良好的時機和有利的空間；另一方面，結構調整將給未來的長遠增長創造更多的機會和動力。可以說，保增長、擴內需是“治標”，是短期目標；調結構、促轉型是“治本”，是長期目標，只有把短期目標與長期目標結合起來，標本兼治，才能事半功倍。

　　需要說明的是，結構調整并不單指產業結構，還應涵蓋更廣義的經濟結構。當前尤其要注意處理好投資與消費的關系。長期以來，我國一直“重投資，輕消費”，兩者失衡的矛盾十分突出。假如消費長期乏力，很可能會導致投資“踩空”，形成產能過剩；而居民消費能力的提高及消費品質的提升，則可以反過來拉動投資，并對投資的方向構成“倒逼”，驅使產業結構更加合理。

　　總之，擴大內需的政策內涵絕不僅僅是強力投資，而增加投資也絕不能只盯住基礎設施和工業項目。促進消費理應成為擴大內需的重點內容。在這方面，預計中央還會有更多的后續政策出臺。

　　胡錦濤總書記不久前總結了我國當前經濟發展面臨的“四個壓力”，包括：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持續加深、全球經濟增長明顯放緩的壓力；外部需求顯著減少、我國傳統競爭優勢逐步減弱的壓力；國際競爭日趨激烈、投資和貿易保護主義上升的壓力；人口資源環境約束不斷增強、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求更為迫切的壓力。這一判斷反映了中央對于當前國際國內形勢的清醒認識和科學把握。

　　我們認為，這些壓力完全有可能轉化為市場和企業自主調整的動力。作為各級政府，應當審時度勢，順勢而為，通過準確、得力的政策引導，與市場形成合力。果能如此，我們將迎來一個以結構調整、經濟轉型為亮點的“新增長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