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近期在西方國家出現的指責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大量儲蓄埋下全球金融危機“禍根”的說法，中外經濟界人士認為，作為金融危機的發源地，發達國家如此指責新興經濟體顯然有欠公允，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新興經濟體不應當成為金融危機的“替罪羊”。

　　即將離任的美國財長保爾森本月2日在接受英國媒體采訪時稱，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大量儲蓄造成的國際經濟失衡，為國際信貸泡沫的形成埋下禍根。另外，最新一期美國《外交》雜志刊登了關于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在2005年提出的“過度儲蓄論”的文章，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沃爾夫也提出“儲蓄過剩”理論。

　　對此，許多經濟學家認為，這次金融危機的真正根源是美國主導的不合理的國際分工結構和貿易結構、美國自身的經濟結構問題以及美國貨幣當局的錯誤政策，與中國的儲蓄現象沒有直接關系。

　　“真實”的謊言

　　總部設在倫敦的渣打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李籟思指出，保爾森等人的上述說法不僅是“不公正的”而且是“錯誤的”。

　　美國《福布斯》雜志的一篇題為《保爾森錯了》的報道指出：全球儲蓄剩余不是美國經濟窘境的原因。保爾森和伯南克的辯解不過是在轉嫁美聯儲在2002-2004年之間維持過低利率的責任。

　　中國社科院亞太所所長張宇燕表示，中國的儲蓄過去幾十年主要支持了中國自身高增長，這同國際貿易失衡沒有直接的關系，更不可能引發美國的信貸泡沫。

　　張宇燕指出，中國對外貿易盈余規模的確巨大，同美國的確存在貿易順差，但這完全是由于向發達國家傾斜的國際分工結構和國際貿易結構造成的。

　　中國在發達國家“大買家”決定一切的國際“買方市場”上，通過生產勞動密集型、低附加值、低技術含量的產品實現經常項目順差。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實際上是以犧牲資源為代價輸出廉價產品，“補貼”美國人過度消費的生活。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高儲蓄與所謂的“國際經濟失衡”實在是兩個很難構成因果關系的概念。美國不能在如今自己經濟出現問題的時候，卻硬要讓別的國家充當“替罪羊”。

　　“危機探源”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金燦榮認為，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原蘇東集團的解體以及印度和越南等國經濟政策的調整，有20億左右的勞動力在短時間內加入國際經濟大循環，但他們僅僅是創造廉價產品和財富的“勞動者”，并非這些產品和財富的主要消費者。

　　他說，“非常廉價的勞動力生產的產品涌入美國，但是美國濫用了世界各國對美國經濟的信任，過度消費，制造房地產的巨大泡沫，并最終導致全球經濟陷入金融危機的困境當中。”

　　張宇燕指出，引發金融危機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美國為維持既定的國際貿易與分工格局，通過“創造”并輸出大量的“廣義金融產品”來平衡國際收支，來換取全球新興經濟體提供的工業制成品和資源。美國貨幣當局希冀借助房地產市場所形成的所謂“次貸”等金融衍生產品，在金融世界進行投資或投機，實現金融市場的繁榮。

　　張宇燕說：“這種以金融產品置換來提供或補充金融產品量之不足的做法，頗有飲鴆止渴的味道。”果然，2007年下半年，“次貸”顯現問題，最終引爆金融危機，并迅速蔓延到實體經濟，把大半個世界經濟“拉下了水”。

　　中國國際經濟關系學會常務理事譚雅玲認為，這一次全球金融危機，實際上是火從美國燒起，進而引向全世界，美國只是受了“輕傷”，歐洲受了“重傷”，中國則是受了“內傷”。

　　面對現實　共擔責任

　　譚雅玲說，世界各國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過程中，最重要的是要明確自己的責任和義務。美國不應再繼續實行經濟霸權，各國必須從全球利益來考慮合作的問題，而不是僅僅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指責他人。

　　譚雅玲指出，發達國家屬于需求經濟，發展中國家則是供給經濟。不同的經濟體之間出現貿易順差、貿易赤字或者財政盈余是經濟發展的一個必然，兩者的問題不能放在一個水平線上去評論，而應當用世界分工去考量各自的責任和所能承擔的風險。

　　張宇燕表示，華盛頓G20峰會就是一個良好的開端，大家坐下來討論如何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問題。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國在應對危機過程中已經采取了非常負責任的態度，不僅注重與世界各國合作采取一致行動遏制金融危機的蔓延，而且采取有力措施刺激內需增長。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上月在第五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期間已經明確指出，過度消費與高負債的增長，是此次美國金融危機產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作為全球最為龐大和非常重要的經濟體，美國應主動加快國內調整，適當提高儲蓄水平，減少貿易和財政赤字。

　　針對如何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問題，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日前亦專門著文指出：“對于世界金融體系，目前最大的問題是如何改變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形成的由不受約束的美元所主導的金融體系，建立一個新的世界金融體系，有的人把它叫做‘新布雷頓森林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