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薪與其說是國企高管的自覺，不如說是行政、市場與輿論三重壓力下的產物。但降薪如果不能促成國企用工制度的市場轉向，則薪酬無論是漲是跌，價值不大。

　　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的沖擊已經無需探討，現在需要探討的是企業該如何以最小的成本度過經濟緊縮周期。

　　上海9家國企做出了選擇。據報道，上汽集團、電氣集團、百聯集團、錦江國際、東方國際集團、國際港務集團、廣電集團、紡織集團、中鋁上銅公司9家上海國有大型企業高層將率先帶頭減薪，并縮減差旅費、會務費等開支。此次國企高層減薪幅度不少在15%-20%，最高降幅達40%(1月31日新華社報道)。

　　這是經濟緊縮期下全球降薪潮的蔓延。國際上，已有6個國家準備限制銀行高管薪酬；在國內，東航、中鋁等央企以及三一重工等民企也先后推出高管降薪舉措。

　　降薪與其說是國企高管的自覺，不如說是行政、市場與輿論三重壓力下的產物。

　　企業降薪根本原因是降低成本度過寒冬。降低成本不外乎減少管理費用，降低人工成本，包括裁員和降薪等辦法，在上述9家企業出臺的過冬方案中，包括降低管理費用與降薪兩方面的措施。國企承擔社會責任，裁員受到限制，降薪成為首選，惟有如此，才能收到降低社會成本和企業成本的雙重功效。

　　國企降薪之所以受到關注，另一重要原因是近年國企高管薪酬上漲突破底線，壟斷國企員工收入畸高，一些國有企業普通員工與高管之間的薪酬相差高達數百倍等現象屢屢被社會詬病———事實上，人們已經將國企高管薪酬視為國企效率、社會公平的主要演示場，凡是與此相關的新聞都能聚集社會眼球。

　　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國企包括央企在內利潤持續下滑，2008年我國工業增加值、工業企業利潤創新低，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不含金融)營業收入和稅金增幅連續五個月回落，實現利潤連續五個月呈負增長，一些國有企業不得不接受注資。在這樣的嚴寒背景下，如果國有企業高管繼續領取高薪，將面對行政上級與社會輿論的雙重質疑，主動降薪是保留未來空間的識時務之舉。

　　不僅國資委下屬央企，金融機構高管薪酬同樣受到制約。財政部近日發出通知要求，各國有及國有控股金融企業根據有關規定暫時停止實施股權激勵和員工持股計劃。銀監會已向商業銀行“委婉”提出今年高管年薪人民幣150萬元為“參考上限”，多家銀行高層已向銀監會口頭表達降薪意愿，表態下調高管薪酬。

　　不過，國企高管降薪固然可以帶來一時的心理滿足，民眾更關心的恐怕是以下兩點。第一，高管薪酬是否與業績密切掛鉤，是否帶來了正確的激勵機制，這直接決定了國企的業績與效率。如果高管表面降薪，暗地以遞延薪酬或者增加期權等方式在未來加薪，所謂降薪就成了一場“民意撫慰秀”，意義不大；第二，國企降薪能否與市場化同行，國企的用工機制是否能夠擺脫行政的束縛，國企高管能否擺脫亦官亦商的身份，而成為能夠接受市場考驗的職業經理人。降薪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增效。

　　企業利潤下降而管理層收取高薪是可恥的，但降薪如果不能促成國企用工制度的市場轉向，則薪酬無論是漲是跌，價值不大。

　　□葉檀(上海 媒體從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