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時間以來，民眾關于政府發放“消費券”的討論越來越熱。近日，國務院新聞辦邀請商務部副部長姜增偉召開了新聞發布會，介紹搞活流通、擴大消費等方面的情況。

　　姜增偉明確指出，前段時間成都、杭州等城市發放消費券的經濟政策是在特殊條件下采取的特殊辦法，是一種比較可行的選擇。消費券在某種程度上相當于增加收入。姜增偉表示，應該把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作為擴大消費的主要舉措。

　　北京目前尚不會“發券”

　　對于北京而言，是否也會在發券上有所考量呢？

　　今年1月中旬，在北京市政協十一屆二次會議的新聞發布會上，有政協委員指出，消費券對帶動消費會產生一定的作用。消費券其實是一種保留了最初的交易手段的貨幣，經濟危機表現形式之一即是“買”和“賣”的脫離，而消費券則可以在其中將之串聯，能對市場流通起到促進作用，因此消費券在經濟危機的局面下出現，是有一定的必然性的。如果在北京地區發放消費券，特別要發給低收入人群，以提高這一群體的購買力，這有助于擴大內需。

　　正當不少市民對此事萬分期待的時候，突然出現了一個官方的聲音：北京市民政局救災救濟處處長丁長利2月10日透過媒體表示，北京目前沒有考慮發放消費券。丁長利對此解釋為：消費券是一種臨時性措施，會對拉動內需起到一定作用，但由于北京市對于低保人群的配套政策比較完備，所以沒有發放消費券的必要。同時他還指出，目前北京市的最低生活保障金是410元，不同的人群還有比例不等的分類救助，另外對無勞動能力的人員還有40元的補助金。

　　這樣算下來，三無對象一個月有500多元補助，可以維持基本生活。另外還會有一些專項補貼，如果低保人員發生臨時困難還可以申請臨時救助。

　　民眾對消費券看法不一

　　對于支持發券的市民而言，他們的態度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認為可以用于消費。比如在外企從事工作的王先生表示，“這相當于錢，有變相的流通貨幣當然好”；一位潘姓的年輕女士則說得更直白，“廣義上說，可以刺激消費；狹義上說，可以滿足小小的揮霍心。”當然，持反對意見的人也有自己的道理。一位在政府機關工作的童先生認為：“政府發消費券，面對13億人口，怎么發？發給誰，不給誰？是否存在商家不公平競爭的隱患？”一位退休干部則表示，“消費券不一定可以解決經濟消費問題，搞不好只能讓個別部門賺的‘荷包滿滿’。”此外，一位學金融學的大學生則一再表示，“什么政策都不如政府直接把資金投到生產發展的領域，特別是生產型的企業。”

　　在涉及“你認為政府發放多少金額消費券合理”的問題時，被訪者大多表示要看政府的決策。國企工作的肖先生說：“財政已經拿出四萬億了，平攤到中國人身上大概是4000元不到，這已經包括了基礎設建設，產業結構調整和擴大內需的所有費用，我想如果按比例分配的話，刺激消費這部分只能有1000元左右的余地了。這不是合不合理的問題，因為我們沒辦法去決定，我覺得國家有投入就已經不錯了，多少都可以接受。”

　　此外，采訪中記者了解到食品、服裝、日用品三大類成為廣大市民最為關注的消費領域，其次是文化類的消費，如買書、看電影、旅游等。

　　重拾消費信心是關鍵

　　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發券”不是一勞永逸的。政府發放消費券刺激購物，數額是有限的，且具有時效性。因此，發放消費券還可能存在一些“并發癥”。

　　“并發癥之一”是消費券無形中助長了民眾的存款。假如市民日常生活中的需求是一定的，那么消費券對擴大需求的作用就有限了。也就是說，如果民眾能用消費券購買日用品，則會把多余的鈔票存進銀行，而不是增加自己購買的數量。無形中，消費券抑或促成了民眾存款的行為。

　　“并發癥之二”是消費券作為一種有價證券，它的發放和管制程序相對復雜。這方面政策的決定對經濟拉動的力度有很大影響，假如力度過大，甚至會造成反面效果。

　　“并發癥之三”是，消費券類似一種特殊的貨幣，一旦具有廣泛意義上的流通能力，這很可能造成不少商家為了自己的利益到政府進行“商業公關”，不排除在消費券從上之下的發放過程中滋生腐敗行為。

　　換一個角度考慮，即便政府要推行“發券”之策，也要各地因地制宜，具體問題要具體分析，發放要從實地考量，制定詳細的方案。正如北京市政協委員、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校長文魁所說，“消費券對帶動消費會產生一定的作用，但消費券的發放也有很多規則需要弄清楚，比如發給誰，采取什么樣的發放標準，依據是什么，由誰來發等。”此外文魁委員還表示，政府發放消費券的做法也要有一定的限度，不能影響到市場經濟的基本運行以及貨幣體系的正常運作。

　　對已經在發券上采取行動的某些城市而言，他們的初衷并不為過，是值得肯定的，只是在很多專家看來治標不治本。經濟不景氣，就業難等等問題造成了內需不足，消費疲軟的現象，在解決這一問題的同時，政府還應該從根本上不斷地完善社會保障體系，降低各種可能由經濟危機造成的風險，唯有這樣才能讓廣大民眾減少后顧之憂，重拾民眾消費的信心和熱情。（見習記者任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