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始于華爾街的本輪國際金融危機揮之不去，國際貨幣格局中美元的霸主地位是否動搖？人民幣匯率市場化何去何從？人民幣離國際貨幣還有多遠？如何化危為機提升中國的國際經濟地位？就上述熱點問題，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長李揚接受了中國證券報的專訪。

　　中國證券報：中國人民銀行在2009年工作會議上提出，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這一點對于當前中國經濟發展和我國匯率制度市場化改革有何意義？

　　李揚：強調在一段時期內保持匯率穩定,可以最大限度地使動蕩的國際經濟不至于對國內經濟發展產生不確定沖擊，并為我國匯率制度市場化改革創造條件。

　　從美國、歐盟和日本這三個世界上最強的市場經濟體的經驗看，它們采用的都是浮動匯率制。美國和歐盟基本上不干預匯率，但日本除外，日本央行頻繁干預市場，但是日元匯率的波動卻十分劇烈。因為在美國和歐盟，進出口、資本的流進流出大都以本幣定價，因此針對內部均衡所確定的貨幣政策，同時有達成外部均衡的效果。但日本不同，國內經濟和對外經濟采取了兩套計價標準：對內是日元，對外是外幣(通常是美元)�；�于這一格局，為了穩定經濟，貨幣當局頻繁地干預外匯市場，使之滿足國內企業的需求就很自然。

　　反觀中國，假使有一天中國匯率實行了完全浮動，就一定會遇到類似日本的復雜情況。我國要長期面臨國內交易和國際交易使用不同貨幣計值的狀況，就總要處理國內外價格不一致的問題；基于這一格局，我們免不了要頻繁地干預人民幣匯率。因此，不讓國際的貨幣因素干擾國內經濟改革和發展，直接的辦法就是保持匯率的穩定。

　　中國證券報：在此次次貸危機爆發后，我國加強了資本項目的管制。資本項目管制對當前防范跨境資本流動風險、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有何作用？

　　李揚：在人民幣匯率制度彈性化的過程中，即使資本項目管制效力存在下降趨勢，但從增強貨幣政策傳遞效果和防范貨幣危機的角度看，人民幣資本項目管制還是有相當積極意義。

　　目前，中國的利率存在比較市場化、半市場化以及基本上沒有市場化的領域。由于央行手中掌握著諸種利率工具之間的關系尚未完全理順，中國的利率政策不可能發揮類似發達市場經濟國家那樣的作用。在人民幣彈性化改革過程中，如果資本項目開放進一步加快，那么貨幣政策在利率渠道傳遞的不確定性勢必會干擾貨幣政策對匯率的間隔調控。例如，中國貨幣政策擴張時，扭曲的利率渠道導致固定收益工具收益率上升，由此引發的人民幣升值與擴張貨幣政策的初衷就會相違背。

　　在人民幣匯率彈性化改革過程中，隱性通貨膨脹的威脅、國內外金融產品的巨大差異、制度改革對非法收入的懲罰都有可能引發大規模的資本外逃，貨幣危機爆發的可能性存在。而資本項目在兩方面有緩和貨幣危機的作用：一方面，資本項目管制本身就增強了普通投資者對匯率穩定的信心；另一方面，資本項目管制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大型國際投機資本進入異國外匯市場的成本。

　　中國應當先實現匯率制度彈性化改革，而后再進一步開放資本項目。為充分利用資本項目管制對國際投機資本預期的影響，以此擴大中國貨幣政策自主性并防止貨幣危機，進一步資本項目開放的內部順序應該是：先放資本流入，后放資本流出；在流入中，先放固定收益工具，再放權益性工具；在流出中，先放權益性工具，再放固定收益工具，利用權益工具對貨幣政策反映的復雜性，削弱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的貨幣政策對中國的影響。

　　中國證券報：人民幣國際化離中國究竟有多遠？國際貨幣格局中美元的霸主地位是否因本輪金融危機而動搖根基？

　　李揚：在人民幣邁向國際化的進程中，有看法認為，中國目前還實行相當程度的資本項目管制，在人民幣沒有實現完全可兌換之前，談論人民幣國際化為時過早。但應當對人民幣充當國際貨幣的前景預作準備。從國際貿易、資本輸出、價值儲藏范圍、價值儲藏穩定性、金融市場收益率、金融市場風險特性六方面看國際貨幣競爭的話，國際貿易、價值儲藏范圍、金融市場收益率是國際貨幣競爭的主導因素，而資本儲藏、價值儲藏穩定性、金融市場風險特征對國際貨幣競爭的影響較小。這說明經常項目為促進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相當的空間，國際貨幣之爭并不遙遠。

　　在當今的貨幣格局下，美元的強大地位暫時無法撼動，人民幣面對的主要競爭對象是歐元和日元。亞洲的發展中國家大多釘住美元，人民幣與美元的相對穩定意味著這些國家與中國交易的匯率風險很小，交易成本的下降必然會提升人民幣在亞洲的地位。

　　此次金融危機中，我國的實體經濟沒有受到較大影響，我國可以在全球經濟下滑的條件下，保持國民經濟平穩較快增長，從而提升國際經濟地位。我國可以努力發展亞洲地區經濟和金融合作，推動人民幣“走出去”，并在亞洲經濟和金融活動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記者 任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