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全球金融危機迫切需要各國同舟共濟之際，一股貿易保護主義的寒潮卻微風乍起。一個典型例子是，美國眾議院前不久在《2009美國復蘇與再投資議案》中建議設立“購買美國貨”條款。美國的一些地方出現了要求政府經濟刺激計劃受益行業只能“雇用本國人”的游行。受此影響，意大利有人出面呼吁大家要“吃意大利食品”，法國、英國等地，類似行動也屢見不鮮。

　　這絕非一個好兆頭——經濟蕭條孳生貿易保護主義的定理，又一次得到證明。　　

　　1929年，正值源于華爾街投機狂熱的金融危機陰風凄凄之際，美國國會通過極端保護主義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觸發各國競相報復的關稅戰，終于將正在危機邊緣掙扎的世界各國推向大危機的深淵。時隔79年，又有人試圖將世界拖進與1929—1933年大危機相仿佛的經濟危機之中，世界確有重蹈《斯穆特—霍利關稅法》覆轍之虞，對此風險不可低估。

　　可以判斷，貿易保護主義風潮還將繼續發展一段時間，特別是在美國，因為西方代議制民主政體本身就更容易使貿易保護主義勢力取得與其實際經濟實力份額不相稱的政治能量。美國憲法將對外貿易政策決策權授予國會，這種體制又使得美國那些主張貿易保護主義或貿易問題政治化的利益集團比行政主導國家更容易左右國家貿易政策走向，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更刺激美國貿易保護主義道德風險惡性膨脹。 　　

　　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出口大國，作為上世紀90年代后期至今世界貿易保護主義的最大受害者，貿易保護與貿易萎縮相互促進的惡性循環對我們的潛在殺傷力更大，我們對此給予比其它國家更多的關注，我們付出更大的努力去抨擊、遏制貿易保護主義風潮蔓延，自是理所當然。然而，作為一個對現行國際經貿規則不公正性體會日益痛切的大國，作為一個不能也不應僅僅滿足于被動地“與國際慣例接軌”、而是力圖主動推動建立更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國家，我們還需要站上更高的層次，審視由此而凸顯的國際經貿規則問題。　　

　　上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全球化潮流最突出的問題是收益和負擔分配不平衡，發展中國家分享的全球化收益太少，而承擔的調整負擔太多，發達國家企圖用無限制的“自由化”為工具剝奪發展中國家發展民族產業、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爭取平等地位的權利。經濟全球化的兩大支柱組織世界貿易組織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規則本身就存在這方面的問題，執行規則過程中更是問題多多。這種不公正的國際經貿規則和在這種規則下推進的所謂自由貿易、全球化是注定不可持續的，要么實現漸進的改革，要么如同19世紀末至二戰那樣因國際經貿利益分配失衡導致全球化進程全面逆轉，兩者必居其一，而漸進的改革顯然更符合國際社會的公利。　　

　　改革現行國際經貿規則的最大阻力來自既得利益群體。然而，在當前的危機時期，西方國家的保護主義行為恰恰從不少方面證明他們此前對發展中國家“發展”權利和模式的剝奪是不合理的，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我們爭取更合理國際經貿規則的阻力，我們應當好好把握這個局面。(梅新育 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