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資標準不是救命稻草，也不是拯救勞動者權益困境的不二法門，但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保障勞動者的權益

　　在眾多媒體前以一句“員工家屬免費乘地鐵是為了‘反恐’”一語驚人，引來無數拍磚的原廣州地鐵老總、現執掌廣州白云國際機場的盧光霖，再出驚人之語。盧光霖稱，“政府要改變職能，有所為、有所不為，政策不能華而不實，現在政府扶持中小企業，但一些法規使中小企業壓力很大，所以最低工資標準就別再搞了，更多人有份工才最重要。”

　　又有人意圖拿最低工資標準開刀了！這一次建議取消最低工資標準的是廣東省人大代表盧光霖。

　　應該說，最低工資標準的面世有其制度善意，它是對勞動者破損權益的一種修補，眾所周知，我們的勞動力成本之低廉，“享譽”全球。中國勞動學會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曾說，“假如是按照國際上通用的方法——社會平均工資法，即月最低工資一般是月平均工資的40%-60%的話，目前沒有任何一個省份達到這個要求。”還有一個慘淡的事實不能不提，一些地方多年來已沒有調整過最低工資標準。有了這么多讓人黯然的語境，仍有不少人視最低工資標準為眼中釘、肉中刺。

　　身為省人大代表，盧光霖可以在廟堂之高上高談闊論，侃侃而談，也可以在會后被媒體追逐，大發聳動人心的言論。當然，即便是奇談怪論，是大放厥詞，誰也不能剝奪他的言論自由。只是讓人頗感不快和不安的是，誰來與盧代表針鋒相對？誰來對取消最低工資標準進行技術上乃至輿論上的反擊？

　　最低工資標準不是救命稻草，也不是拯救勞動者權益困境的不二法門，但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保障勞動者的權益。因為無須諱言的是，一些血汗工廠的老板對農民工盤剝甚深，支付的薪水卻甚薄。有了最低工資標準，客觀上，企業主的頭上就懸了達摩克利斯之劍，農民工也算是有了護身符——起碼有拿到最低工資的權利想象。如果取消了最低工資標準，勞動者不知該作如何感想？

　　作家王小波曾說過這樣的話，自從我輩成人以來，所見到的一切全是顛倒著的。在一個喧囂的話語圈下面，始終有個沉默的大多數。既然精神原子彈在一顆又一顆地炸著，哪里有我們說話的份？毫無疑問，那些沒有話語權的農民工就是沉默的大多數，盡管他們也有利益訴求，也有發聲的欲望，但他們無法和盧代表們進行平等的博弈。當盧代表興奮地指責政府別再搞最低工資標準時，農民工不在場，他們也許連與其謀面的機會都沒有，他們如何來表達他們的心聲，如何和盧代表分庭抗禮呢？當然我們有農民工代表，但是，且不說相對于龐大的農民工人數，農民工代表偏少，這些屈指可數的代表有無意愿、有無勇氣和有無能力和盧代表們針鋒相對，也很難說。

　　日前，經濟學家張曙光稱，我們當前存在兩個明顯的劣勢，就是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和社會協商機制不健全。政府的作用不僅是授人以魚，更是授人以“漁”。這個“漁”就是能夠使雙方坐下來協商的機制和權利。各方能坐下來協商了，社會就進步了。這也是應對金融風暴的有效方法。斯言不謬！一些強勢的代表委員，憑借話語權，站在自身立場上，為所在的利益集團謀取利益，以影響政府決策，而那些弱勢群體缺少話語權，沒有機會與之平等博弈，這本身對弱勢群體就是一種不公平。

　　當然，強勢的代表委員有權利站在自身利益立場上發言，但不能形成一邊倒的態勢。有學者稱，為了應對經濟危機，社會各階層都要為此付出一定的成本。政府要損失一部分稅收，企業要損失利潤，個人可能也要受一些經濟損失，甚至失去工作崗位。但這種成本怎么分擔？誰分擔多少？如何分擔？以什么方式分擔？誠然，要共渡時艱，就需要和衷共濟，需要共同承擔，只想著取消最低標準，而看不到農民工的哀鳴，或者干脆拋開“坐下來協商的機制”，這是對弱勢群體權利的剝奪。正確的方式應該是讓利益主體都坐下來，互相協商，平等對話，進行平和的角力。

　　別只讓盧代表們囂張的言論四處飛舞，也要讓沉默的大多數發出聲來，建立雙方能夠坐下來協商的機制，這是迎擊金融危機的最起碼的方式，也有彌補階層斷裂的最有效方式。 (作者：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