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知情人士透露，一部涵蓋所有行業國有企業的高管薪酬總規范正在緊鑼密鼓的制定中。“這一規范將成為全國所有國有企業高管薪酬的指導性意見，并于‘兩會’前上交給國務院審批。”該人士表示，高管與職工薪酬水平將控制在10~12倍。(《成都商報》2月19日)

　　國有(控股)企業的薪酬終于引起有關方面重視。從國資委到財政部以及各類國企的主管部門，紛紛表示將對國企的薪酬尤其是對高管的薪酬進行限制或規范。可這些限定和規范，能解決國企薪酬問題嗎？

　　這份“總規范”還在草擬之中，詳細內容尚未確定，公眾也無從知曉，但據“知情人士”的說法，“高管與職工薪酬水平控制在10~12倍”將是一項基本的原則。不難看出，這一規定只能夠控制國企內部高管與職工薪酬的差距，卻無法約束國企總體薪酬水平的畸高。拿這樣的原則去衡量，國泰君安的薪酬未必不符合標準，因為這類國企的薪酬可能普遍很高，高管與職工的薪酬差距可能并不算大。比如，高管年薪500萬元，普通職工50萬元，就不超出“10倍”的比例，但這樣的薪酬水平難道就合理了嗎？

　　也許，“總規范”還將制定一些“天花板”之類的標準。可是，“天花板”多高才合理呢？前不久財政部草擬的一份方案中將金融國企高管年薪的上限定為280萬元，有人說太高了，有人說偏低了。行業不同，效益不同，貢獻不同，“一刀切”式的“天花板”無論限定在什么高度，都是蹩腳的。雖然“總規范”之外，可能還要針對不同的行業制定不同的細則，但“三百六十行”，總不能行行都制定細則吧。更何況，一個行業內，不同地區、不同企業的經營狀況以及高管的能力和貢獻也千差萬別，怎么能用一個標準去限制呢？為企業職工制定工資標準，難道不是一種計劃經濟的手段嗎？

　　計劃經濟時代，國企的工資本來就是政府控制的。實行政企分開后，政府擴大國企的經營自由權，并推行經營激勵機制。尤其是近幾年，擴大國企經營激勵的力度非常大。一些高管的天價年薪，就有很大部分來自“激勵”。這本來是為了改變“經營機制不靈活”的弊病，卻帶來了新的問題。一收就死，一放就亂，無論薪酬還是經營業績等其他方面，國企就一直處在這樣的“怪圈”之中。實際上，它所體現的是國有體制與市場機制之間的矛盾。

　　怎么辦？根本的辦法只能是繼續進行股份制改造。政府要放棄絕對控股的地位，讓企業真正市場化，這樣一來，政府不用也無權獨自決定企業職工的薪酬，老百姓也不會對非國有的企業薪酬說三道四。

　　前不久，經濟學家謝國忠、張維迎等建議，“將國有上市公司的股票分給老百姓”。他們提此建議的直接目的是為了刺激消費、拉動內需，其實它最大的好處是可以完善那些上市公司的法人治理結構，因為國有股票分給百姓后，“所有者缺位”的問題就不存在了，企業的任何決策都不會出現所有者“不在場”的情況——國泰君安的“3000人32億”不就是在“所有者不在場”的情況下發生的嗎？

　　總而言之，“所有者缺位”及其法人治理結構不健全是國企的病根兒。這樣的體制不改，國企的薪酬就很難“規范”。(盛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