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線與網友交流時說，危急時刻，信心比黃金和貨幣還重要，“只有消費者有信心，才能大膽消費；只有企業經營人有信心，才能大膽地投資”。

　　然而，溫總理也知道，消費和投資不是光靠號召就能夠推動的。他說，在政府“一攬子計劃”中，大幅度提高社會保障水平被列為應對危機的四大措施之一。

　　“現在，的確是推動社會保障的好時機。”一直致力于社會保障研究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鄭秉文說，社會保障和其他工作不同，它除了有乘數的當期效應外，還有真正撬動和持續釋放國內需求的“魔力”。從更高角度講，提供全民生活的安全感是一個政府存在的重要理由。

　　看著很美，吃不到嘴里

　　今年春節前，“家電下鄉”到了河南農民崔懷斌門口。正好兒子從廣東匯來2000元錢，一個大彩電眼看能抱回家了。然而，他老婆拿到錢后直接存了起來，還教訓他一番：“孩子要結婚，老人還在生病，處處都要錢，怎么好亂花？何況兒子還是臨時工，不知道啥時候就沒了飯碗。”崔懷斌無話可說，老婆大人是對的。

　　習慣了超前消費的美國人也許看不懂：政府財政補貼13%，為什么中國農民還不出手，他們真的都有厭惡消費傾向嗎？事實顯然并非如此。中國農村市場看著很美，但還吃不到嘴里——農民在商場轉上很多圈，手里的票子都攥出汗來了，最后還是空手而回，讓商家干瞪眼。

　　“中國人不是喜歡存錢，而是生活逼迫他必須儲蓄。我們的社會保障體制沒有完善起來，誰也不敢大把大把地花錢。”河南財經學院教授樊明說，市場經濟教育了人們，人們深感“江湖險惡”，他們必須抓住一些有安全感的東西。

　　的確，銀行里20萬億的巨額存款躺著睡覺，脫離了計劃經濟全能型保障之后，老百姓只能把目光盯著未來。

　　在網上交流時，西部農村的一位老人問溫總理，他和老伴一個月只有兒子給的20塊錢，什么時候能像城里人那樣拿到養老金呢？溫總理心情沉重，“在農村最困難的是無人照顧的老人。當然，他們中最為艱難者就是孤寡老人。我們注意到這個問題，從今年開始，我們將建立農村養老保險，雖然水平還很低，但是今年力爭達到覆蓋面10%。”

　　長壽是許多人的夢想，可沒有保障的長壽卻如同一種懲罰。在中國，“養兒防老”的傳統依然頑固，“父母在，不遠游”的傳統卻已發生改變。養老問題，成為東方泱泱大國讓人頭疼的問題之一。靠老年人拉動消費，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衰老之外，讓百姓擔心的還有疾病和失業。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建立之前，超過一半的農村貧困人口是因病致貧、因病返貧。“脫貧三五年，一病回從前”，“急救車一響，一頭豬白養”……這些順口溜兒是老百姓頗為辛酸的描繪。即便是在城市里，疾病也可以使一個小康之家陷入赤貧。不難理解為什么這個國家用5年的時間，來爭論醫療體制改革。

　　計劃經濟時代，鐵飯碗可以端一輩子。然而，市場經濟沒有這一說。這在當前全球經濟危機的背景下更為明顯。不僅千千萬萬的農民工一夜之間被辭退回鄉，一些城市里的“白領”、“金領”也面臨被裁員的境地，相當數量的大學生，畢業就意味著失業。一位在某著名會計師事務所工作的女士甚至告訴記者，“以前我是做上市公司審計的，現在我的業務是網上算命。”

　　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生活風險多樣化、復雜化乃至國際化的時代，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功成說，在這個時代，個人和家庭就像汪洋大海里的孤舟，不知道哪一個浪頭打來就會翻了船要了命。這個時候指望人們花錢拉動消費，恐怕很難。

　　社保不僅僅意味著花錢

　　政府顯然在努力解決人們的后顧之憂。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也定調說要大幅提高社會保障水平。溫家寶總理則說得更為具體。

　　除了農村養老保險試點外，擴大城鄉醫療保險的覆蓋面，加大保障性住房工程都在一步一步推進。預計3年后90%的公民會有醫療保險，750萬戶困難家庭將有房子住。

　　“現在政府轉過彎兒來了。社會保障不僅僅是人們的福利，也是市場經濟運行重要組成部分。它不是一種單純的花錢項目，而是發展繁榮必備的安全閥、緩沖器。”鄭秉文教授認為，過去很多拉動內需政策不起作用，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沒有從社會保障著眼，結果總是雷聲大雨點小，事倍功半。

　　數據顯示，中國用于社會保障的財政支出，一直落后于發達國家。在中央財政層面，這方面的支出比例只有10%左右，遠遠落后于加拿大的39%和日本的37%，而且這筆開銷基本面向城鎮職工，流向農村農民的非常少。

　　“國內需求不足，所以我們就拼命出口，但是出口拉動增長的副作用越來越明顯。”鄭秉文稱，我國的對外依存度已經達到70%，國際上的風吹草動都會傳遞到國內，而此次全球經濟危機更是讓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短板無所遁形。中國經濟空前迫切地需要升級轉型——這種升級轉型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國內市場是否能成熟起來。“從這個角度考慮，社會保障除了給民眾穿了一層保暖服外，還給經濟發展提供了持久的動力。”鄭秉文說。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窻也持類似的觀點。他在“50人論壇09年會”上發言時表示，根據大量家庭數據估計，如果能夠給最低收入的人群醫療、失業等方面的保險，在收入不增加的情況下，他們的消費也會大幅度提高，“我們的測算結果是，僅僅給20%的低收入群體增加一項社會保障，他們就可以增加100億元消費。”

　　歷史的經驗也支持學者們的判斷。美國1935年通過《社會保險法案》并建立起至今運轉良好的社保體系，在相當程度上就是1929~1933年經濟危機的結果。當時，經濟危機嚴重削弱了美國居民的消費能力，1929年私人消費為5939億美元，到1933年降到了4848億美元。

　　1933年，羅斯福就任美國總統，大刀闊斧實行“新政”。1935年通過《社會保險法案》，1936年社保制度正式運行，1937年美國私人消費水平就回升到6297億，1940年攀升至6880億，1945年達到8084億。從1947年至今,美國私人消費支出占GDP比重始終在60%以上，一直呈平穩上升趨勢，成為拉動美國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引擎。

　　學者們期望，中國也能夠取得類似的飛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