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看得見的手”在非常時期特殊環境下“該出手時就出手”，也不能越俎代庖完全取代市場去配置資源、代替企業去創造利潤。“看得見的手”成為“閑不住的手”，市場機制作為“看不見的手”就會無所適從———價格信號紊亂，供求關系錯亂，資源配置混亂，最終會拖慢經濟的復蘇，保增長也就事與愿違。

　　為什么政府工作報告說政府投資“絕不能用于一般加工工業”？為什么4萬億元的政府投資主要投向基礎設施和學校、廉租房等民生工程？為什么財政收支緊張還要“大幅度提高社會保障水平”、安排數千億元保證醫療衛生體制改革順利推進？

　　每個問題的具體答案各有不同，但隱含的邏輯卻是一致的：在應對危機時，謹守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刺激政策屬于非常時期的非常之舉，是在經濟急速下滑時出手“托底”、“減震”，通過擴大公共產品的供應穩住陣腳。十大產業調整振興規劃為期三年，減稅減費、支持企業重組等都是特殊環境的特殊措施，以幫助企業“紓困”、“過冬”，并不是由政府取代企業的角色御駕親征。

　　在市場經濟中，配置資源的是市場機制，市場的主體是企業；政府“看得見的手”在非常時期特殊環境下“該出手時就出手”，也不能越俎代庖完全取代市場去配置資源、代替企業去創造利潤。“看得見的手”成為“閑不住的手”，市場機制作為“看不見的手”就會無所適從———價格信號紊亂，供求關系錯亂，資源配置混亂，最終會拖慢經濟的復蘇，保增長也就事與愿違。

　　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正從虛擬經濟向實體經濟蔓延，歐美政府紛紛出手，拼命印鈔票砸鈔票救銀行救企業，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如飲鴆止渴，結果如何尚難預料。盡管中國的虛擬經濟基本未受沖擊，政府、企業、銀行和個人的資產負債表仍基本健康，用不著砸錢救市；但在救市狂潮中仍保持清醒，“看得見的手”仍有所節制，保增長大有希望。

　　然而，這并不意味著保增長就可以高枕無憂。中國經濟有自己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也非輕而易舉。為什么中國的實體經濟受到嚴重波及？因為以往的經濟增長過度依賴出口和投資拉動，消費長期乏力，一旦出口市場萎縮，經濟結構的脆弱性就暴露無遺。

　　這種脆弱的結構，很大程度上是體制改革不徹底、市場機制不完善造成的。比如，一方面基本醫療、基礎教育和社會保障等公共產品供應不足，普遍的預防性儲蓄抑制了消費；另一方面，金融系統資金充裕(流動性過剩甚至泛濫)，大批中小企業卻嗷嗷待哺。又比如，一方面壟斷企業的壟斷價格扭曲了上游產品和中下游產品的相對價格，不斷擠壓中下游企業的利潤；另一方面，民間資本卻無法進入壟斷行業，不能通過市場競爭讓價格真實反應供求關系，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看得見的手”越界干預，市場受限，企業無奈。早在2002年，華為公司就掌握了3G技術，有120多個國家和地區陸續發出3G牌照，國內卻一直在“等等看看”，“研究研究”；結果華為公司只好沖到國際市場上去搶訂單。

　　刺激政策也好，振興規劃也罷，都是應對危機的應急舉措。保增長，調結構，最終得靠市場和企業的力量；因此，舍改革而別無他法。政府工作報告指出，要推進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落實放寬市場準入的各項政策，積極支持民間資本參與國有企業改革，進入基礎設施、公用事業、金融服務和社會事業等領域———市場有效率、企業有活力，激發出的能量會遠大于4萬億元的刺激政策。(伊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