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4月份的宏觀經濟數據陸續披露，消費需求的可持續性成為經濟決策者和學者關注的焦點。改變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將是刺激內需增長的一項重要基礎工作。專家透露，目前由國家發改委就業和收入分配司撰寫的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的意見，已提交國務院審議。(《濟南日報》5月7日)

　　國民收入分配改革的意義不言而喻，尤其是在“內需”吃香的當下。即便沒有這場全球金融風暴，我們的國民收入分配體制改革也到了箭在弦上的時刻。一是從市場經濟發展的宏觀層面看，現代信息技術與新自由主義的政策、金融資本的膨脹及資本全球化的迅猛發展相結合，使得市場內在風險被放大，典型表現就是金融市場中的投機、欺詐、操縱、掠奪泛濫。當前西方國家為擺脫危機而實行的國有化、政府干預、財政擴張等舉措，進一步印證了宏觀調控的作用不能限于維護秩序的“守夜人”和市場競爭的“裁判人”，還得在生產、分配、消費領域有進一步的應時調整。

　　二是從我國經濟發展的走向看，去年底，我國經濟指數尤其是增速大幅走低，固然有金融危機的影響，實質原因還在于1998年以后形成的出口導向型增長模式，今日看來也可稱之為“內需不足型”。1987年的日本、1997年的東南亞，已經對這種經濟模式提出了警告。內需拉動型增長模式啟動不起來，根源就在于分配體制。這既表現在分蛋糕時，國家分得過多；也表現在初次分配中，蛋糕切得不夠公平，過于倚重效率考量。

　　就此而言，國民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決不僅僅在于解決中低收入者消費能力不足、收入預期疲弱等問題。相關改革方案從2006年就已進入議題，奈何涉及利益主體眾多，處處遭遇利益格局調整，很難順遂眾愿，拖延至今。理論上說，收入分配改革涉及財政稅收、社會保障等眾多領域，何為“第一步”，還真無處下手。但就我國情況而言，筆者以為，收入分配改革的關鍵是如實兌現勞動價值。

　　十七大報告首次提出“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2009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也再次提出“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之所以強調勞動報酬的“比重”，全因為我們的勞動報酬常年“失重”，這不僅表現在看得見的不合理收入差距上、城鄉二元結構之間，更表現在普遍意義上，勞動價值被低估。在今年兩會上，有人大代表拿出一穗大玉米棒子，感嘆竟然還難賣得上一塊錢。深有同感的，應該是勞動力價值沒有得到充分認可的不少一線員工吧。

　　收入差距上的憤懣，在某種意義上說，不是高的人拿得太高了，而是低的人拿得太低了。尤其是在初次分配中，不僅因勞動力價值偏低而形成歷史性“比較優勢”，而且，即便是如此低的價值兌現也時常遭遇變故：一出問題，動輒扣罰工資；一遇困難，馬上想到削減薪水；連最低工資標準，也常被各色歪主意盯著。

　　收入分配改革任重道遠，平衡與校準相較而言，后者更為重要。如實兌現勞動價值，不妨從借鑒西方國家的薪酬調查制度入手，看看哪些部門、哪些領域的勞動力價格在價值之下徘徊，讓經濟增速與勞動價格增幅和諧起來。(三點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