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活躍在話劇《西望長安》中的葛優演繹了 “大騙子栗晚成”，博得好評如潮。然而，在同期曝光的億霖木業公司傳銷案中，葛優卻因“代言人”身份受到公眾的諸多指責。戲里戲外，葛優都與“騙子”二字糾葛不清。

　　據報道，億霖木業傳銷案已被定性為“北京迄今為止最大的傳銷案”，被該公司“合作造林”騙局誘惑的投資人達兩萬多，其中不乏為不惜以養老金、退休金投資的老年人，公司非法所得高達 16 億元。之所以會有如此多的人成為這一騙局的犧牲品，葛優那句“合作造林，首選億霖”的電視廣告詞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而億霖公司 “葛優都買林子賺錢啦，你還等什么呢”等宣傳語更是吹散了許多人心中僅存的一抹疑云。

　　其實，葛優的尷尬處境是“名人廣告”負面效應的一個縮影。這一社會現象的泛濫與相關立法的缺位不無關系，而類似事件所折射出的“名人”職業道德等問題也同樣值得關注。

　　事實上，名人廣告急功近利的案例已不在少數：此前，唐國強、解曉東曾因為制造“送子觀音”神話的北京新興醫院代言而備受爭議、劉嘉玲為涉嫌有違禁品的“SK-Ⅱ”代言也被消費者告上法庭，林憶蓮、劉嘉玲等明星做虛假宣傳的“天使麗人美容膠囊”被成都工商管理部門查處……這些負面的案例不僅令企業得不償失、名人信譽受損，而且更嚴重的是傷害了普通百姓的情感，并給廣大消費者形成了誤導。

　　當然，不實名人廣告并不是我國獨有的現象，在國外也曾有發生。但國外的相關法律較為完善，減低了這類廣告的負面效應。例如，歐美國家的廣告法中明確規定：“無論是明星、名人還是專家權威人士，都必須是產品的真實使用者，否則便是虛假廣告；同時，如果證詞廣告暗示證人比一般人更有權威，也應有理有據，否則視為違法”。歌星帕特布恩就曾因在一則粉刺藥霜廣告中作了假證，被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抓獲并承擔了法律責任。可見，名人在海外是沒有所謂“特權”庇護的。

　　反觀我國，包括《廣告法》在內的法律法規都沒有直接涉及名人廣告的條款。廣告管理部門也沒有名人廣告的具體管理辦法和細則。雖然北京市消協曾在去年 7 月發表了《致社會名人、明星的一封公開信》，勸誡名人、明星不要無根據地以自身為例向消費者推薦產品或服務，但是這則“溫柔”的勸誡似乎并沒有取得實效，數月后葛優代言的“億霖木業”再次產生了負面效應。因聽信了葛優廣告而投資億霖的受騙者事后質疑道：“做廣告前，他(葛優)做沒做過調查？他自己投資了沒有？”透過億霖騙局事件，百姓對葛優的信任感一落千丈。

　　這個事件反映出部分名人社會責任意識的淡化。在利益面前，名人們往往將社會公德與職業操守拋之腦后，沒有意識到不實宣傳所帶來的后果。名人們也許認為，他們擁有金錢和美譽，是社會中的“特權”階層，這種特權甚至可以超越倫理道德甚至法律。在這樣的慣性思維引導下，名人在做廣告時，更多關注了金錢而忽略了社會影響。

　　現實生活是個大舞臺，每個人都要精心演繹。名人們憑借著實力或機遇，在享有常人所沒有的光環同時，他們更應擁有一顆回饋社會之心。想必成功演繹過各種平民角色的葛優，理應更容易體會百姓的心聲吧。

　 雖然葛優或許也成為受害者之一，但他對“億霖廣告”事件一直沒有公開回應，令受騙者憤然。在沒有法律強制約束的情況下，名人的價值觀道德觀決定了其在現實舞臺上的演繹形式。(馬紅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