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不管從茅臺的企業發展史，還是喬洪從官員轉為茅臺總經理的個人發展路線，或者是此次由國資委一紙調令來化解“雙規”喬洪給茅臺帶來的動蕩，無不表明了一個地方大國企和一方政治相生相伴的聯系

　　撲朔迷離的茅臺總經理調任事件逐漸真相大白。

　　5月18日，中共貴州省委常委會研究決定，對貴州茅臺酒股份有限公司原總經理喬洪進行立案調查，并采取“雙規”措施。

　　5月21日，貴州茅臺酒股份有限公司在公告中解釋了喬洪被“雙規”的原由：公司董事喬洪在2002年組織銷售業績較好的部分經銷商及茅臺集團部分先進工作者赴韓國觀看世界杯足球賽活動中，涉嫌接受承辦單位賄賂。

　　至此，喬洪在“雙規”和調任之間搖擺的去向之謎，終于有了一個說法。這位以官員身份從貴州省輕工業廳空降茅臺的總經理，現在回到官員身份，完結了他在茅臺的企業家理想。

　　實際上，出任一個地方大國企管理者的這幾年，喬洪也從未擺脫過是官員還是企業家這雙重身份的疑問。

　　官場的喬洪和市場的喬洪

　　喬洪曾在接受采訪時自認“自己的人生充滿了機遇”。在進入茅臺之前，他所有的人生機遇幾乎與仕途相關。他做過機關秘書、貴州省畢節共青團委書記、畢節地區輕紡工業局局長。1996年，他通過了貴州省輕工業廳的任職面試，通關鑰匙就是他對再造貴州白酒業的思考。“還在輕工業廳的時候，一些領導和熟人對喬洪的評價就是一個適合做企業的人。”一位貴州籍退休官員對記者說。

　　實際上，喬洪和市場的淵源還不止這些。據接近喬洪的人士介紹，他還是中國最早涉足股市的那撥人之一。

　　喬洪確實一直與時俱進。曾經采訪過喬洪的《貴州商報》記者舒暢的印象是：“雖然年屆54歲，但喬洪對電腦等新鮮事物非常熟練。”

　　除此之外，喬洪還留下了一些更富人性的側面，比如和另一位白酒行業剛落馬的風云人物王效金一樣，喬洪也是一個商人+文人型的企業家，他喜歡文學、音樂，年輕時吟過詩，也寫過小說，“覺得文學道路也不錯”。

　　然而，真正決定喬洪的命運的，還是行政力量。2000年機構改革，恰逢茅臺上市需要總經理，喬洪服從組織安排“下海”。

　　茅臺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季克良對喬洪的評價是：長著一張娃娃臉，整天都笑嘻嘻的。2004年9月，在長春南湖賓館舉行的“茅臺酒全國經銷商會議”上，喬洪卻顯出了他肅殺的一面。當時茅臺酒的省級市場竄貨(即非經茅臺公司正式渠道批發的茅臺酒)有所抬頭，喬洪在會上要求所有經銷商都應該自覺執行茅臺酒的有關規定。話已至此，喬洪頓了頓，說：“希望你們不要做傷感情的事。”言畢，他又說：“茅臺酒廠絕對不會忘記為茅臺做出過貢獻的人。”

　　“恩威并施，給人印象深刻。”一位當時參加會議的經銷商回憶說。

　　企業家的權力和危機

　　由于長期在山溝里共事，茅臺人的親情很濃，不少人一家幾代均在茅臺酒廠工作，“加上兒女親家等關系，可謂親戚連親戚，一家有事，大家捧場。”一位茅臺的前工程師說。

　　喬洪很快也意識到這一點。2000年履新茅臺時，他感嘆：“我在當輕紡廳副廳長時，分管企業，曾經對茅臺的領導說：你們是大樹底下好乘涼。但是，大樹底下也寸草不生啊！現在這個問題，也輪到我自己了。”“喬任職的時候曾公開宣稱，自己的家人不在茅臺任職，也不給家人批茅臺的酒。”一位貴州籍退休官員對本刊說。

　　2003年，五糧液在白酒市場上攻城掠地，并率先舉起漲價的大旗。茅臺在市場份額和市價上均被五糧液超越，并出現嚴重的供不應求。茅臺湖南片區負責人告訴媒體，自2003年來，茅臺酒在湖南市場上的銷售額逐年翻番，但茅臺集團卻采取了絕不增加茅臺酒銷售計劃的做法，尤其是每月給每個店的數量是有限的，賣完不能隨便追加，才會出現“無貨可進”的局面。

　　而斷貨，正是從喬洪主政后開始實施的市場戰略。這種營銷策略的結果是：各地經銷商一撥又一撥，找關系、批條子，找喬洪要貨，他的手機從早到晚響個不停。“茅臺酒在這樣的形勢下，采取的是“抓大放小”的措施，首先保證A類經銷商(即銷量巨大的經銷商)的供應，經銷商可以先打款，但提不到酒，只有喬洪簽字才能提到貨，但量很小。”一位茅臺集團前工程師說。

　　權力越集中，就越容易導致腐敗。政治領域的權利腐敗共生法則，在政企不分的大國企中依然有效。在喬洪大權獨攬的同時，向貴州省委的“告狀文書”紛至沓來。

　　茅臺的政治情結

　　和喬洪個人的命運相似，作為一家老字號國企，茅臺從成立之初，它的命運也與行政勢力緊緊相連。

　　2005年，貴州省稅收總收入累計完成314.2億元，而茅臺集團上繳稅金20.56億元，占該省前50強企業納稅總額的14%。正是因為對地方經濟舉足輕重的貢獻，茅臺享受了一個普通酒廠沒有的待遇。如今茅臺集團的大門口，依然有武警守衛，這在企業是鮮見的。

　　在采訪中，多次有市場人士告訴記者：“茅臺的銷售人員傲氣得很，眼里沒人的。”在開內部會議時，有的片區經理居然說“我是茅臺，我怕誰？”但在企業內部，茅臺可沒有這種睥睨市場的氣魄。為了監察這個高利潤企業，國家財政部派有專員駐扎在地方，監督茅臺廠這些大企業的運營，稅收。上級“婆婆們”與企業間常會引發矛盾。“有一年，這些專員的工資被地方扣住了，他們還聯名寫信向財政部反映，要求發工資。”一位貴州籍退休官員對記者說。

　　雖然茅臺從2000年便上市成為一個公眾公司，但在用人機制上，公司的高管人員和政府官員的任命方式相似。從喬洪7年前空降為茅臺股份公司總經理，到近期為了保護茅臺，不經過股東大會，董事會就迅速將其調任國資委，不難看出當地政府對茅臺人事任免擁有絕對話語權。

　　正因為這種被政府的高度重視，茅臺面臨著和很多超大國企一樣的瓶頸。自喬洪管理茅臺開始，在他主政的幾年內，每瓶茅臺酒的價格由1999年的168元上漲到現在358元，與此同時，茅臺股價持續上漲，2006年長期位居中國的第一高價股，并在2007年1月突破百元，成為5年來A股市場的首只百元股。

　　但茅臺的管理者們卻很難從股價中分享新增價值。劍南春2003年成功實現MBO(即管理層持股)，據知情人士透露，茅臺高層曾專門前去學習考察。但MBO之于茅臺，季克良分析了貴州情況，認為不太可能，“一是政府方面，一是職工的承受能力，這是茅臺與劍南春最大的兩個不同。”

　　雖然政府一直小心翼翼地監控著這家老字號國企的運作，但當市場最需要政府表明態度時，政府卻沉默了。于是有了整個事件中最離奇的一幕：

　　5月9日，茅臺宣布停牌兩天。此時市場上關于喬洪“雙規”的傳言正甚。

　　5月14日，茅臺發布了公告，喬洪被調往國資委出任副主任。當天，貴州省國資委市場管理處人士卻向媒體稱“不知情”。

　　5月15日，貴州國資委副書記謝謙承認喬洪已經調往國資委。但媒體從貴州省紀委處得到了喬洪仍被“雙規”的證實。

　　5月21日，隨著茅臺公告的發布，喬洪的去向終于守得云開見月明。

　　貴州省紀委員的負責人還表示，將喬洪調離原工作崗位，旨在盡可能降低對其調查給上市公司產生的影響，體現了政府及其有關部門對國酒茅臺和證券市場的悉心呵護，也是政府維護廣大股民切身利益負責任的表現。

　　但市場的表現似乎沒有讀懂政府的苦心。自4月底以來，茅臺總經理被雙規的傳言甚囂塵上，卻沒有見任何部門或茅臺公司的公告說明，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偽的消息次第登場，茅臺股價出現異動。

　　5月8日，上證指數大漲109點，茅臺卻高開低走，最后僅小漲1.13%；5月9日，上證指數上漲63點，貴州茅臺索性逆勢大挫4.66%，從開盤的96.5元跌至當天最低價89.9元最后收于92元，成交量創下了2006年以來的單天最高量——當天共成交13.9億元，其中不乏股民的恐慌性拋售。5月10日，公司被上證所緊急停牌。

　　其間股價波動，損失的不僅是在各類傳言中盲目投資的股民的個人財富，還有人們對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公開的信心。

　　一位媒體評論員曾發出這樣的感慨：像茅臺這樣的國企，上市對于它們，“其目的已經由最初的‘脫貧解困’，進化為借助信息披露、股東施壓等方式，構建起過硬的內外部監督，最終迫使那些半官半商的企業真正轉化為合乎規范的現代公司”。——茅臺歷經如此代價后，會收獲這些進步嗎？(記者/陳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