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人排隊，有償服務，近期處處故事多：

　　在鄭州，無論是在汽車站、火車站還是在醫院等公共場所，不斷地出現了代人排隊、替人買票的“代排族”，有人一天的最高收入可以達到300余元。

　　在西安，商洛小伙子李東鵬瞅準“買票難、排隊辛苦”這個“商機”，在電子二路一個火車票代售點前做起了有償代人排隊的“生意”，每個隊位的轉讓費為10元。

　　在哈爾濱，2005年11月就注冊了名為“東亨跑腿服務公司”的張老板向記者透露，他們設有24小時服務電話，對外排隊收費是15元/小時，充當“代排族”只是他多種業務中的一小部分，內容包括代掛專家號、學校報名、房產優惠、商場折扣等。

　　武漢媒體自爆：當地至少有六七家公司從事排隊業務。這些公司對外名稱多為跑腿公司或家政公司，代人排隊只是其中的一項業務。

　　在廣州，一無文憑、二無技術的河南籍打工妹姜玉鳳在兩次代人排隊“意外生財”后，招了20名員工成立公司，從事專業排隊服務，利潤1萬元/月。

　　在美國，人家通過網站提供“代客排隊”的服務，前些日子當iphone首賣時，iwait的員工就因為替顧主排隊搶購時尚促銷貨而成為全球新聞。　　

　　有償排隊成地下工作

　　8月中旬的一天，家住北京懷柔的小戴帶牙痛多日的媳婦到北大醫院口腔門診看牙。之前，因為路途遙遠，在經過一番咨詢之后，他試圖通過網上尋覓代他排隊掛號的人選——尋找有償“代排族”。

　　“現在哪兒都有跑腿公司替人排隊，北京不可能沒有。”小戴終于在貓撲網上得到“高人”指點：“如果你想明天去看醫生，那今天大清早就過去，晃悠晃悠就會有人過來問你要不要專家號了，你再告訴他你明天過來看，后面的事情就不用教你了吧？”于是，小戴托在京城上班的朋友去醫院門前打探。果然，有人在排隊時就主動上前打聽，但表明需要告知病人的姓名。代排隊的人最終收費50元錢，但彼此約定：“不能告訴任何人，不然會被當作號販子而受到打擊！”

　　在同仁醫院，從上半夜就排起來的掛號長隊中，來自江西的老鐘是為兒子掛眼科專家號。“我排一夜倒沒什么，讓有眼疾的兒子獨自守一夜，我實在心酸。”老鐘很希望有人能替他排排隊，“我不知道去哪里能找到人替我排隊，如果有，出點辛苦錢也是應該的。”老鐘一直希望在醫院掛號處看到“代排族”的身影。

　　在同仁醫院排隊時，有一個從事引導去找“知名專家”看病的“醫托兒”，詭異地對記者說，“北京各醫院打擊號販子，面孔熟的也成為他們的目標，誰干這個都干不長，就都算了。”說起替人排隊的排隊族，那人笑開了：“這都探討過幾年了，要是有戲早就實行了！”

　　置業大事排隊雇親戚

　　“提起買房子就鬧心，就像是打了一仗一樣。”北京市民徐寶榮至今對當初買房子時的情景還記憶猶新。2007年4月的一天，徐寶榮拿著早就看好的樓盤宣傳單趕往通州附近一家新樓盤的銷售現場。

　　買房需要先排一個房號，才能有機會買房子。挨著售樓處門前一側，密密麻麻或躺或坐著長長一排的市民，足有200多人。他們有的鋪著涼席，有的搬著板凳。徐寶榮當時花錢從老家請了一位親戚來幫著排隊，一日三餐都叫外賣，晚上我下班替他讓他回家休息一會，就這樣排了4天3夜的隊終于拿到號了。“看到他在那排隊，心里老覺得欠他好多。要是花錢找不認識的人吧，心里又不踏實。”徐寶榮感慨地說。

　　兼職排隊偶爾掙外快

　　“排一天一夜要300元，他只是代我們排隊并不代我們買，快排到時他給我們打電話，我們帶著錢過去自己買，有時候要排兩三天呢。”張龍是北京25中學的學生，他的心中充滿著對籃球明星的敬仰，他所說的“他”就是他能打電話隨叫隨到的民工，他讓這位民工來幫他排隊搶購“限量”的當紅巨星所代言的明星系列球鞋。

　　“代排族”只是留下電話，有機會時“客串”一把而已。明星球鞋愛好者們有時候遇上要搶購其他明星物品時，這位民工或是他的同伴就來幫他排隊。

　　“因為是限量的，所以每次來排隊的人都特別多，我們沒有時間排隊又怕影響學習，所以就請人來替我們排隊，第一次需要排隊時是通過熟人找的一個民工，后來熟了每次需要排隊時我們都找他，他平時上班，找他排隊時他就請假，這樣掙的錢會比在工地時掙的多。”但張龍說，按照他的觀察，在北京，他們這些人沒辦法專職靠替人排隊生存下來的，“因為市場并沒有想象的那么成規模，看他們干起來還有點兒偷偷摸摸。”

　　“電話預約”

　　讓一幫人“下崗”

　　說起“排隊族”，小楊主動給記者提供線索：龍泉駕校周邊的村民就有很多人干這一行。

　　她的線索來自自己的經歷：“我2002年6月到8月在溫泉鎮龍泉駕校學車。那時候北京學車約教練要提前拿號，天天從早上6點開始排隊要一直排到9點才能拿當天的號，然后按號的順序來練車。許多人都請附近的村民代為排隊，每次15元。附近不少村民專門替人排隊，有的一家四口都干這一行，只要把練車證給他們，就可以替你排隊拿號。比較守信用，每次排完隊拿到號再給他們錢，省了不少時間。”

　　5年過去了，昔日靠排隊吃飯的人還干這一行么？

　　帶著疑問，8月22日記者來到該駕校及其附近村莊，但“代排族”早已經不存在了。駕校的劉管理員告訴記者：“現在很方便，你打電話就可以約了。我們這里管的很嚴，員工要是這么做被抓到要罰錢的。如果你是我們的員工給報的名，那么員工也可以免費幫你拿號約教練。公司鼓勵員工以周到的服務吸引更多的學車人。”

　　至于花錢請附近的村民幫忙排隊的往事，劉管理員解釋道：“現在不行了。現在駕校學員要么電話預約，要么用自己的指紋才能拿到號。其他人來了也沒用。”駕校門口開“摩的”的馬師傅告訴記者，他曾于2002年和2003年在這里干過有償代排的活兒，“原來我們村有很多人都做這個，后來駕校引進了高新技術，我們只好‘下崗’了！”

　　有償排隊族的自發秩序

　　是面鏡子

　　學會排隊，無疑是建立秩序文明的重要一步。為此，北京市就推出了“排隊日”。但是，并非隊排得越長，社會文明程度就越高。一方面，合理安排窗口可以縮短等候時間；另一方面，并非所有排隊都理所應當。生活中，不乏其例的是，由于權力重復使用，本來排一次隊便可以完成的事，卻要分著排幾次隊才能完成。比如，在一些發達國家，車站站臺通常是開放的，既然查票在車上已經完成，在出車站時，車站方就沒必要派人守著站口查票，將旅客像牙膏一樣慢慢擠出車站，而此前，已經這樣擠進過一次。

　　既然“代排族”的出現，根子在于“排隊難”，那么，我們就不能對社會公共資源的稀缺性與公共服務的捉襟見肘，視而不見。為什么在許多公共場所，“長隊”最后總是排成“粗隊”，直到像個黑鍋一樣，蓋在值班窗口上？排隊者的素質無疑是一方面，與此同時，如何提高公共管理與公共服務的水平，更值得追問。(張然 董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