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進入升值時代，兩年來順差過大成為國內外輿論針對的焦點。政府調控承擔著巨大的壓力和責任。專家認為，未來應繼續從經濟結構調整入手，通過多種方式促進資金“走出去”。同時推動人民幣匯率改革繼續向市場化方向邁進。一面穩步升值，一面有效“減順”。
匯改應繼續深化
中國的流動性壓力從未像現在這樣大，貨幣政策“出鏡率”也從未像現在這樣高。但要從源頭上抑制順差增長，比起加息、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甚至升值，更重要的是匯率彈性的增加。
人民幣對美元今年以來升值3.2%，順差卻仍沒有縮小的趨勢。央行新近公布的數據，今年上半年國家外匯儲備增加2663億美元，同比多增1440億美元，外匯形勢的嚴峻有增無減。
順差迅速增加被部分歸因于出口退稅政策調整，有一些企業趕在政策調整之前“搶出口、搶結匯”。對外經貿大學金融學院副院長丁志杰認為，企業這種行為說到底還是受升值預期的推動。從長期看，如果不加快人民幣匯率改革的進程，采取多元化、市場化的手段逐步放松管制，日后積攢的問題會愈加復雜。
因此，匯改還要繼續深化，增加匯率彈性比單純升值更能有效緩解外匯流入壓力。對此央行的態度是一致的，將來的人民幣匯率的彈性還會有序的增加。
丁志杰認為，政府需用市場化的方法來化解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如進一步擴大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幅度，根據市場供求推出相關的人民幣交易品種等，通過政府有效的引導和示范，形成更為合理的人民幣匯率決定機制。
中國銀行全球金融市場部高級分析師譚雅鈴也認為，匯率的升值并不等同于匯率機制的改革，目前人民幣匯率處于單邊升值的態勢，人民幣匯率的彈性還不夠大，也暗含了很多市場及系統風險。合理的匯率決定機制，是解決目前外匯問題的根本，但這個機制的形成需要政府、企業、個人、市場等多方面的配合，而非簡單的政策導向。
“減順”還需多方配合
順差的源頭仍在國內經濟結構的不平衡。事實已經證明，單純依靠匯率政策不能緩解國際收支不平衡。政府調控已經顯示出這樣的方向，即依靠貨幣、財政、產業、外貿等多種政策，多管齊下。
央行副行長吳曉靈指出，中國的問題，不是一個單純的匯價的問題，而是一個經濟結構的問題。國內高儲蓄、高投資，低消費的結構造成了多余的產品必須出口。
因此，從源頭上“堵住”順差增長，首先要啟動消費。這需要通過財政稅收政策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社會保障的水平，增強消費的意愿。
其次要進行外貿政策的清理。一直以來我國外貿政策是獎勵出口、限制進口，這種思路必須扭轉。政府對出口退稅政策的調整體現了這種轉變。
另外還要對外匯存量進行“疏導”。目前政府的思路是從國家、銀行、企業、個人多種渠道化解外匯增長壓力。具體措施包括QDII、組建外匯投資公司、鼓勵企業“走出去”，藏匯于民等等。
國家大力倡導走出去的戰略，各部門機構也開始了積極的嘗試。不過在走出去的過程中，如何進行產業和經濟結構調整，改變發展戰略是最為關鍵的。
譚雅鈴認為，多種配合政策的出臺說明了政府市場化意識和調控手段的進步，而企業和其它機構也應在意識和行動上做出相應調整。她認為一些企業和機構的不理性導致了政策實施的不暢，只有加強理念革新、豐富相關產品的平臺、完善其它輔助機制才能緩解人民幣升值及外匯儲備的壓力。
此外QDII新規的頒布也給加快外匯運用帶來希望。丁志杰認為，雖然目前QDII的實施遇到了人民幣升值、物價指數及其它投資渠道的挑戰，不過只要機構精于研究，不斷競爭，一定能更好的吸引國內投資者。他建議，在產品設計上，國內銀行、券商等機構需側重于多種資產的組合，這樣不僅能有效提高收益，也能積累豐富的運作經驗。(記者 王棟琳、張泰欣)
人民幣匯改大事記
2005年7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正式宣布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當天，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上調2.1%，從此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逐漸形成更富彈性的匯率機制。
2006年3月7日，美元兌人民幣匯率中間價比前一交易日猛升了43個基點，達到1美元兌8.0425元人民幣，在詢價和撮合兩交易市場上，人民幣最新收盤價的跌幅更是擴大到59個基點，為匯改以來單日最大跌幅。
2006年5月15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突破8：1的心理關口，達到1美元兌7.9982元人民幣。
2007年1月11日，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突破7.8，達到7.7977元，同時人民幣匯率13年來首次超過港幣。
2007年5月9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一舉突破7.7關口，達到7.6951元；匯改以來人民幣已凈升值0.5814元，人民幣對美元升值比率約為7%。
2007年5月21日，銀行間市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日波幅從±0.3%擴大到±0.5%。這是自去年初銀行間市場引入做市商制度以來最重要的舉措。也是自1994年以來對人民幣對美元匯價波幅的首次調整。
2007年7月3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一舉升破7.6∶1關口，為7.5951元人民幣對1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