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學教授:新《紅樓》引爭議好比“雪中芭蕉”

　　南京大學教授、中國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 趙憲章

　　問：新版電視劇《紅樓夢》本著忠于原著的原則，將劇情、臺詞、大小角色設定等全都照搬上熒屏。有人冠之以“電視書”。請問，忠于原著就等于照搬嗎？在藝術真實和再創作問題上應該如何把握？

　　——上海汾陽路 賀敬安

　　答：對于新版電視劇 《紅樓夢》引發出的一些是非探討，借用“雪中芭蕉”為例予以說明或澄清，也許頗為恰當。

　　“雪中芭蕉”是唐人王維所畫《袁安臥雪圖》的局部，最早著錄于宋人沈括的《夢溪筆談》。沈括提及此畫，乃是有感于張彥遠對王維的批評。張氏批評王維畫物“多不問四時，如畫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蓮花同畫一景”。而沈括舉“雪中芭蕉”為王維辯護說，“此乃得心應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意”，并進一步指出：“書畫之妙，當以神會，難可以形器求也。”

　　“雪中芭蕉”不僅是中國繪畫史上的一樁千年公案，還常被視為分析藝術真實性的一個典型個案。雪本北方寒地所固有，芭蕉長在溫熱之南國，二者在畫面上同時出現有違生活常識。張彥遠批評王維作畫“不問四時”，有一定道理。事實上，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中還列舉了其他類似錯誤。例如，吳道子畫子路，飾以晉代才佩有的木劍；閻立本畫王昭君，戴有國朝(唐朝)才時興的幃帽，等等。在張氏看來，“生活事實”是藝術真實的參照，“衣服車輿、土風人物，年代各異、南北有殊，觀畫之宜在乎詳審”。只有對生活進行“詳審”才能達到藝術真實。王維的“雪中芭蕉”，顯然違背了這一真實性原則，因而被批評為“畫之一病”。

　　不過，將“生活事實”作為藝術真實的參照并非無懈可擊。宋人朱翌就曾說：“右丞(王維)不誤，嶺外如曲江，冬大雪，芭蕉自若，紅蕉方開花。”明人俞弁的《山樵暇語》也辯說某人在廣西就“親見雪中芭蕉，雪后亦不壞也”。王肯堂在《郁岡齋筆麈》中，更是用梁朝徐詀的一首詩來證明雪中芭蕉的存在，并且以“閩中大雪，四山皓白，而芭蕉一株，橫映粉墻”的實例來論證雪中芭蕉 “蓋實景也”。由此可見，倘若極南之地普降大雪，類似“實景”是有可能出現的。

　　這其實涉及到了亞里士多德所說的“可然律”或“必然律”。亞氏認為，詩比歷史更真實，理由在于歷史只記載已發生的個別事實，而詩人關心的則是普遍性，即按照“可然律”和“必然律”模仿歷史。因此，藝術真實關注歷史和現實的普遍性，即生活中“可能發生”和“必然發生”的事實，而不是“偶然發生”和“個別發生”的情狀。

　　任何形態的藝術真實都是虛構和想像的產物，因此不必拿現實生活本身直接去比照、衡量和評論藝術。藝術家主要對受眾的想像力負責，而無須過多對生活事實負責。僅將生活事實作為藝術真實判斷的唯一參照，不能完全服人。同樣，在藝術再創作方面，與原著之間也存在藝術真實性問題。《紅樓夢》是以寫實為主調的作品，但是其中也夾雜了類似太虛幻境這樣的“魔幻”情節。電視劇作為藝術再創作，在編導過程中加入一些新的藝術構想也是無可厚非的。所謂忠于原著并不是要求照本宣科，而主要是指忠于藝術真實。

　　那么，怎樣的虛構和想像才是藝術真實呢？合理的虛構想像和 “畫之一病”的區別在哪兒呢？思考這個問題，還是讓我們回到對“雪中芭蕉”的爭論上來。

　　王維的“粉絲”對“雪中芭蕉”最有力的一個辯護就是選擇了從立意的角度出發。他們聲稱，《袁安臥雪圖》實則表現出王維所信奉的佛禪精神，即芭蕉作為“速朽之物”能夠“凌冬不凋……以喻沙門不壞之身，四時保其堅固也”。如果這是確實的，那么只要作品能夠表達某種意義，都應當被視為一種真實，即所謂“造理入神，迥得天意”。就此而言，“藝術真實”又是有意義的虛構。回到《紅樓夢》的翻拍上來，關鍵是要表現作者的立意、抓住小說的“魂”。在藝術創作和再創作過程中，今人與古人都不必畫地為牢，更無需拘泥于牽絲攀藤的細枝末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