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對鄉村社會建設的構想:發展農業農村教育

　　中國傳統鄉村社會是以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為基礎的農業宗法社會，這種社會結構既維系了鄉村社會的穩定，也造成了鄉村社會的落后。為構建新的鄉村社會秩序，改造傳統鄉村社會結構，孫中山在借鑒西方經驗的基礎上，立足中國鄉村社會的實際，提出了自己的鄉村建設主張。

　　通過發展農業生產以建設鄉村社會

　　農業不僅關系生活資料的生產，而且關系生產資料的生產，是國家富強與社會穩定的基礎。沒有農業的興旺，就不可能帶來其他各業的繁榮，社會穩定也就缺乏根基。因此，發展現代農業，實現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是鄉村社會建設的前提。在《農功》一文中，孫中山說：“以農為經，以商為緯，本末備具，巨細畢賅，是即強兵富國之先聲，治國平天下之樞紐也。”(《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6頁)這即是說,農業是國家富強的基礎,在農業發展的基礎上，以商業調劑來交流貨物，便可使國家富強起來，社會也將趨于穩定。在孫中山看來，農業是國計民生的關鍵，如果農業發展不起來，農民就將陷入饑餓悲慘的境地，社會也就難有穩定可言。為了促進農業的發展，孫中山極力主張在農業中采用機器進行生產，把農業機械化看作農業增產的根本途徑。與此同時，孫中山積極倡導科學種田，認為農業的生機在于科學，必須把農業生產置于科學指導之下，才能充分挖掘農業潛力，提高土地單位面積產量，從而解決我國人多地少的矛盾。為倡導科學種田，孫中山主張測量農地，提高土地利用率，并提出使用化學肥料和農藥，以提高土壤肥力，預防和消除農業生產中的病蟲害。農業的發展，需要相應的制度安排與法律保障。孫中山設想通過立法，鼓勵農民進行糧食生產，保護農民的正當權益。這些措施如能付諸實踐，對于農業的發展無疑具有助益，對于農村社會的改造則能起到奠基作用。

　　通過實行地方自治改造鄉村社會

　　中國傳統鄉村社會實際上是一種“宗族自治”的熟人社會，地方自治是孫中山基于中國當時的政況，為解決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這一矛盾而采取的一種措施，其目的是通過地方自治的實現以達到對縣以下基層社會的控制和實現全民政治的理想。孫中山曾對地方自治問題進行過細致研究，最終選擇以縣為地方自治單位。他在《地方自治實行法》中規定：“地方自治之范圍，當以一縣為充分之區域。如不得一縣，則聯合數鄉村，而附有縱橫二三十里之田野者，亦可為一試辦區域。”(《孫中山全集》第5卷，第220頁)在孫中山看來，將一個縣的全部農村組成為一個地方自治的基本單位，有利于提高政治效率和管理效率。地方自治的事項主要包括清戶口、立機關、定地價、修道路、墾荒地、設學校。因此，在孫中山的視域中，地方自治是對鄉村社會進行有效治理的途徑。地方自治團體，“ 不止為一政治組織，亦并為一經濟組織”，是“一政治及經濟性質之合作團體”。既然如此，就應當舉辦各行各業的合作經濟，如農業合作、工業合作、交易合作、銀行合作、保險合作等。事實上，地方自治機構舉辦合作經濟，是改造鄉村社會的重要手段，通過舉辦合作經濟，培養農民的合作意識與合作觀念，有利于鄉村社會秩序的重建。

　　通過發展農村教育以改造鄉村社會

　　孫中山認為，保守性、盲從性、迷信、見利必趨等劣根性之所以存在于國民之中，教育不普及是一個重要原因。他說：“吾國雖自號文物之邦，男子教育，不及十分之六，女子教育，不及十分之三，其中有志無力者，頗不乏人。其故在何？國家教育不能普及也。”(《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552頁)眾所周知，在中國傳統社會，教育存在嚴重的不平等性。在政治上、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掌握了教育的領導權，他們的子女則壟斷了受教育權，廣大勞動人民及其子女則基本上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和機會。對于傳統教育的這種不平等性，孫中山進行了尖銳的批判。在孫中山的心目中，合理的教育制度，應該是“無論富貴” 都可接受教育。只有全體國民都受教育，大家都有受教育的平等權利和機會，才能提高全體國民的素質，整個民族才能興旺，整個國家才能富強。就對農民的教育而言，孫中山指出，他們“沒有知識”，“不能寫讀”，而且還非常守舊，振興中國農業“所缺者”，就是“農民之新知識”。因此，必須“對數量上占優勢的農民灌輸新觀念”，使農民學習“科學的道理”，掌握“科學的道理”。從改造鄉村社會著眼，孫中山提出，對農民不僅要進行知識教育，還要進行“本黨主義”教育，使農民認識國民革命的重要性。為教育農民、發動農民，孫中山多次去農講所作報告，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啟發農民、開導農民。

　　通過安置土匪游民以改造鄉村社會

　　土匪問題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普遍而復雜的社會現象，究其原因，根本上是由鄉村社會控制的失效造成的。中國近代的土匪種類繁多，數量龐大。就其性質而言，有劫富濟貧的義匪，有從事搶劫燒殺、綁架勒贖的慣匪，有由裁撤、潰敗的軍隊或嘩變逃跑的士兵演變而來的兵匪；有從事幫會教門活動的會匪或教匪；有從事毒品走私的煙匪。中國近代的土匪主要來自鄉村社會，解決好土匪問題，是鄉村社會改造的一項重要內容。游民是脫離了當時社會秩序，失去穩定職業、產業及其他生活根基的人，其重要的特點就在于游，他們缺少謀生的手段，大多數人在城鄉之間流動，是中國近代社會中具有破壞性和爆發力的社會力量。

　　辛亥革命前，孫中山著眼于聯系和利用會黨，準備通過會黨會眾發動反清起義，推翻清朝的統治。在孫中山看來，“土匪潰兵并沒有什么可怕”。游民也是孫中山革命之初依靠的力量，1922年4月,孫中山在總結革命經驗時曾說：“我們最初提倡革命的時候,沒有一個人肯聽的。但我先把一般無業的游民聯絡起來，替他們謀飯吃、找事做，他們便信我起來了。”(《孫中山集外集》，第262頁)另一方面,孫中山又非常關注土匪游民的安置與改造。他向國民黨一大提交了“感化并收容游民土匪提案”，建議“國家對于游民、土匪，于懲服的方法之外，須設法加以感化及收容。使即能獲得從事于社會有益之工作之機會 ”。國民黨一大采納了孫中山的提案，其宣言明確提出：“政府當設法安置土匪游民，使為社會有益之工作。”(《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168、124頁)因此，孫中山關注土匪游民的安置，其著眼點在于維護鄉村社會的穩定。

　　通過改造農民的社會意識以建設鄉村社會

　　孫中山一方面認為“中國謙遜的農民卻有一種成熟的智慧”，對于農民有肯定和同情；另一方面，對于農民之中存在的封建觀念、落后意識也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比如，宗族意識是普遍存在于農民之中的一種意識，這種意識強調宗族利益至上，為了宗族的利益可以不惜犧牲，卻不愿為國家利益而獻身。孫中山認為，儒家所宣揚的宗法思想，只有家庭和宗族觀念，缺乏民族和國家的思想。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中國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所以中國只有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沒有國族主義。外國旁觀的人說中國人是一片散沙，這個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為一般人民只有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沒有國族主義。 ”(《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185頁)宗族意識與近代民族國家的建立對國民的要求是背道而馳的，不消除宗族意識的影響，近代民族國家難以建立起來。為了改造國民的宗族意識，確立國民的國家意識和國族意識，中華民國成立后，孫中山便反復強調：“欲圖根本救治，非使國民群懷覺悟不可”；“根本救國，端在喚醒國民”。也就是說，中國由國民所造成，惟有第一等的國民才能造成世界第一等的民國，在全體國民中樹立國家意識，摒棄宗族意識，是國家建立和發展的重要基礎。又如，奴性意識泯滅了中國人的創造力，消解了中國人的進取心，滋生了中國人的惰性與自卑。對于中國農民的奴性意識，孫中山進行了分析和批判，不僅指出了奴性意識之害，而且說明了消除奴性意識的方法與路徑，即借助“政治力量”、“國家的力量”來破除奴性意識對農民的束縛。守舊意識是一種與小農經濟相伴隨的落后意識。小農經濟的特點是以家庭為單位，與社會聯系少，簡單重復，競爭意識淡薄。這種生產方式導致中國農民習慣于沿用舊的思維方式、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不愿求變，不愿求新，不愿冒險。孫中山也批評了中國農民的守舊意識，期望中國農民多一點創新意識、改革意識，以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與農村社會的變革。孫中山對農民意識的批判，就其出發點而言仍在改造農民，以充分發揮農民在中國革命和建設中的作用。

　　從孫中山關于改造傳統鄉村社會的主張可以看出，農村社會建設必須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思想建設并舉；既要有破，又要有立；既要依靠農民自身的力量，又需借助政府和社會之力。

　　歐陽仕文　陳金龍(作者單位：華南師大政法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