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吳冠中先生：80歲后戶外寫生少 作畫靠反芻

　　誰都知道世上沒有賣后悔藥的,但我卻常常為尋找后悔藥糾結不已。我和吳冠中先生同住一個小區,去年我要遷新居,便打電話向吳冠中先生辭行,說我會常來看他,說希望他保重。電話里他說了很多,好像不是我要搬走,倒像他要遠行。我說搬走也會常來看他。但我確實沒想過他已年過九旬,總覺得有的是時間。聽到老人去世的消息,我簡直悔青了腸子。

　　回想起前年春節我最后一次去給吳冠中先生拜年。雖說是過年,他的家新年和舊年一樣沒有任何形式上的變化。他的生活多年來一如既往,沒有任何實質的改變。小畫室不到10平方米,畫案旁的餐桌上已擺放好午餐:一只盤子般的大饅頭、一盤“水煮蒜苗”、兩碗多種豆類煮制的粥。吳先生和夫人正準備就餐。我注意到吳先生好像是剛剛理了發,就問:還是街邊師傅的手藝?吳先生顯得挺高興說,街邊理發的師傅們搬進理發室, 不用站街啦。很多年以來吳先生總在街心公園的林蔭小道邊,花兩元錢找個“蹲攤”的理發師傅“剃頭”。每次我遇見,就會開他的玩笑說:這么有價值的腦袋怎就這么廉價地“處理”一下?吳先生扭過頭說,剃頭師傅是“行為藝術”,我是紙上談兵,我們工作不同,價值一樣。而我這時的價值就相當于一個等待削皮的冬瓜。

　　有一階段社會上對吳冠中先生的一些觀點有些非議,我知道吳先生有很多話要說,我也知道吳先生也有很多話不愿說。因此,我在動員吳先生正式接受我采訪時有言在先:我們不談友情只談觀點。我是記者,職責所在,有言必錄。您是受訪者,完全自愿,實話實說。

　　吳先生是位率性而坦誠的人。以往無論是他的學生還是朋友或記者來訪,他從沒有要求對所寫文章在發表之前過目。可他對我提出了“我看過再發”的要求。以往,也許由于記者的理解,也許由于記錄詞不達意,也許由于節取只言片語,或是其他的原因,發表后給吳先生本人及社會、學術界引來一些不必要的矛盾和誤會。所以吳先生嚴肅地對我說:“發表前我本人要看一看,我要對我的話負責。我當了數十年教師,對自己的學生一向不說假話、空話,在學術鉆研上絕對用科學的解剖刀,六親不認。對學生,對朋友的坦誠幾乎成了行為的習慣,對并非真誠的人也以坦誠對待,對有目的的人毫無防范,于是被利用、被斷章取義的教訓不少。這樣的人和事不僅影響我個人的情緒,對社會對學術界也起了很壞的作用。”

　　那次采訪很深入,他的情緒一直很激動,但很清醒、很條理。后來我的專訪《吳冠中有話要說》在《文藝報》整版發表后,吳先生收入了他的文集,我們的友情也從相識而跨向更高的境界———忘年交。

　　我和吳先生毗鄰而居十幾年,那幾年他每天都會沿著小區轉圈散步,時間寬余時會一大早敲敲我家門,如我還沒去上班,就會來坐坐。趕上我正好出門時,他會叫我一起和他徒步到離我們小區三四公里、兒子為他準備的大畫室去看他的“大畫”。去那兒要走40分鐘,他想畫“大畫”時就一早過去,帶些餅干、面包當午餐, 晚上再步行回來。夫人身體好時,他們也會到那里住幾天,創作完成后再回到家里。吳先生說,近年畫“大畫”少了,所以去那里也少了,主要原因是不想重復自己,沒有新意、沒有激情的作品不想畫,另外精力、體力也覺得差了些。盡管如此,在這近10年里老人家的畫展不斷,世界各地及國內不少博物館收藏他畫作的報道也不斷。他說他希望把自己認為的精品都捐給博物館,不愿流落民間被人轉手,由拍賣行拍來拍去。

　　吳先生80歲以后,戶外寫生就少了,主要靠反芻。他說:“當年積累、吸收的大量素材沒能表達完整,現在又從心里溢出來新的感覺,只要有新感覺我就畫。這是個抽象和提煉的過程。人老了,各種誘惑和顧慮都消退了,青年時代的赤裸與狂妄倒又常常蠢蠢欲動,能夠把真誠的心聲表達出來,就是莫大的慰藉了。只要想畫,這就是我一天中放在第一位的事。”

　　我一直在想,吳先生這些年來引起許多人的誤解,這一定與他獨特的思想有關。也許,隨著中國美術的發展,我們將越來越認識到吳先生觀點的意義與價值,誤解也會隨之消除。

　　吳先生和這個世界永別了,我這個沒心沒肺的人竟然沒在搬家的一年里去看望他。而今,把他老人家送給我的那套精裝本《吳冠中文集》擺放在我的桌上,點燃一支蠟燭,在幽幽的燭光中懷念這位像畫家一樣杰出的文學家,他送我書時說的話言猶在耳:“文是畫之余,是畫之補,是畫到窮時的美感變種。只可惜,我如今已是白發蒼蒼的風景畫家,不能互換,是文是畫,只求表達真性情吧!”

　　老人的話在我心里生根,他的身影在我腦海里走動,我把老人那顆不再跳動的心安放在我的胸膛中。文/胡殷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