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行業的道德困境：社會公益個人隱私難兼顧

　　媒體行業的道德困境

　　日前，“非誠勿擾事件”、“張悟本事件”、“電影《八天八夜》事件”等不斷出現的媒體事件引起了各界的關注，媒體倫理的討論如火如荼，多種世態萬象背后折射出媒體行業的諸多現實問題及其面臨的道德困境。對此，本報記者特約請新聞學、倫理學及法學專家進行了討論。

　　困境之一：社會公益個人隱私難兼顧

　　大眾傳媒在報道一件事實時，如何才能做到既滿足社會公益，又保護當事人的隱私？當二者存在矛盾時又該如何調節？這一度成為社會各界爭論的焦點。

　　以紀錄片《麥收》為例，該片描寫一名女子從農村到北京從事性服務工作的遭遇。該影片雖然沒有任何裸露及限制級畫面，但由于影片對當事人毫無遮掩的拍攝，引發了道德爭議。反對者指出，除女主角簽署同意書外，導演未征詢其他出鏡者同意，侵犯了他人隱私。另外一種觀點認為，觀眾有權拒絕、抵制侵犯隱私的作品，當導演未處理性工作者的個人信息時，觀看影片的行為將令被拍攝者承受更大風險。

　　“媒體報道與科學研究的目標固然都是求真務實，但正如科學研究有禁區一樣，媒體報道也不是沒有任何限度的。這個限度就是以人為本原則，就是必須尊重與維護人的心靈和肉體的完整性原則。”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倫理學研究室主任甘紹平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這樣說。

　　中國傳媒大學陳衛星教授在其《新聞倫理的可能性》一文中表達了相似觀點。他指出，無論記者、編輯怎樣大公無私，都不能保證做到客觀中立，特別是在涉及自身觀點和職業利益時，話筒和攝像機的強行介入在什么情況下才會是可接受的，不僅涉及對當事人的尊重和保護，有時還源于媒體的自我期許和受眾壓力。

　　網絡和信息化時代，一方面，有人害怕自己的隱私被泄露；另一方面，有人通過暴露自己的隱私而出名。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陳力丹教授分析，絕大多數人想保護個人隱私，然而個體有不同，有人更喜歡抖摟隱私揚名，這跟實行市場經濟有關。市場經濟有一條要求——貨物要有品牌。而名氣背后意味著利益能夠帶來價值。

　　對于媒體而言，社會公益與個人隱私都代表著不容漠視的重要價值，兩者之間能否找到平衡點是問題的關鍵。甘紹平認為，今天人們的價值觀已日益多元，開始從重視社會公益的維護向保護個人隱私轉變。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林來梵告訴記者，今年7月1日生效的《侵權行為責任法》第二條，明確將隱私權列入保護范圍，規定對它的侵害應當承擔侵權責任。但這只是民法的保護，隱私權同樣是憲法規定的基本權利，而且是所有基本權利中較為重要的一項權利，因為它是憲法中人格權的主要內容之一，是“人格尊嚴”這一重要原理的直接反映。

　　困境之二：權利與權力的話語權之爭

　　被稱為“無冕之王”的記者，在社會上擔當揚善抑惡、維護正義的角色，它向社會提供的不是一種普通產品，而是擁有高度社會影響力的特殊產品。然而，現實中媒體常常面臨尷尬處境：新聞報道時成為強勢部門的“傳話筒”；在教育、民生等報道領域，為有錢者代言，為有權者造勢。最終導致越是強勢部門，越在媒體上擁有話語權，越是弱勢部門，越失去話語權的現象。“無冕之王”們在糾結中紛紛笑談新聞理想如灰飛煙滅。

　　陳力丹指出，目前我國傳媒界往往有權力意識沒有職業意識，沒意識到自己是一個行業，而這個行業是有職業道德和職業規范的。其實，作為一個新聞記者應該明晰自己的社會責任，明確自己其實誰也不代表。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張傳有教授也認為，新聞媒體的權力主要是一種話語權，它來自于民眾本身所具有的知情權、政治參與權、發表言論的自由權以及對政府權力的監督權。從終極意義上說，新聞媒體應當為之負責的是最廣大的人民群眾。

　　本報記者在采訪時，專家公認目前我國新聞媒體普遍存在兩個問題，一是自主性不夠，許多新聞從業人員很難在權利和權力面前抉擇；二是自律不夠，媒體從業人員職業道德缺乏，由此引發許多新聞媒體失范事件。

　　信息化時代，傳媒界眾多亂象是否說明媒體產出的全是負價值呢？當然不是。西南政法大學李光輝教授對此作了說明：雖然大眾傳媒的社會角色在現代社會中被不斷修改，逐漸成為一種諸如意識形態的工具、文化的霸權、媚俗的藝術而招致許多批判，但它的內在規定性并未改變，依然是滿足人類溝通交流的天性以及信息傳遞的需要。在不斷的信息傳遞和溝通交流中，人類獲得了更為廣闊的生存空間，在更大程度上實現著自身的自由。這也正是大眾傳媒得以存在于世的根本理由。

　　困境之三：資本至上還是責任至上

　　近日，浙江衛視《為愛向前沖》停播，江蘇衛視《非誠勿擾》全面整改。7月3日，在京舉行的“2010年應用倫理學之傳媒倫理夏季論壇”上，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宣傳管理司副司長李宗達坦言，近年來對外輿論監督比較多，對本行業監督不多，出現了許多問題。當前一些電視臺文化娛樂類節目、情感故事類節目、醫藥衛生類節目出現了格調品位低俗，價值取向偏差等苗頭。

　　一位從事一線工作逾20年的業內人士向記者“訴苦”，誰也不想走低俗路線，但央視索福瑞定期要統計各大衛視排行榜，每次幾乎都是湖南衛視、江蘇衛視、浙江衛視、安徽衛視占據前四強。事實證明，越低俗，收視率越高，觀眾越喜歡看。他認為，盡快推行電影電視分級制度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

　　“談及媒體與倫理的關系，除了總要關涉媒體從業者的職業道德之外，有兩個核心話題是人們很難回避的：第一個話題是媒體的社會良心。第二個話題是，盡管媒體企業化是全球性趨勢，但正如企業倫理所要求的那樣，媒體企業并不僅僅是一部賺錢的機器，它還承載著應有的社會責任。”甘紹平研究員如是說。

　　那么，媒體的社會責任是什么，媒體倫理的核心價值怎樣理解，有學者認為，媒體“真正的倫理精神”作為一種具有超越性、引領性的應然與實然相共生的道德品質或德行，應當具有求是精神、正義精神、仁愛精神、勇敢精神、自由精神。也有學者提出，媒體應是公民利益與意愿的服務者。它提供一個信息流通與觀念交鋒的客觀平臺，讓公民在對這一平臺的審視過程中塑造自己的價值判斷，從而實現自主的道德選擇。

　　反映到實踐中，這就是以人為本，在災難中不以別人的悲痛作為吸引讀者的賣點；在拍攝特殊群體或弱勢群體時，自覺使用馬賽克技術，尊重別人的隱私權；不作低俗和虛假宣傳，維護新聞媒體的嚴肅性和神圣感。

　　專家最后指出，近年來傳媒業的發展固然十分迅速，媒體倫理及媒體從業人員的職業道德卻亟須建立，如何健全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使一些人免于鉆法律的空子，恐怕還需要政府、學者和有識之士共同努力。

　　記者 陳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