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遺產保護中的公眾力量：歷史應靠人民保護

　　城市遺產保護中的公眾力量

　　從2007年的北京東四八條保護到2009年的梁思成故居保護、南京老城南保護、天津五大道保護，幾次文化保衛(wèi)戰(zhàn)的成功，顯示出日益崛起的公眾參與的巨大力量

　　文/姚遠

　　國家文物局單霽翔局長在今年6月13日——中國第五個“文化遺產日”之際，出席“中國文化遺產保護年度杰出人物”頒獎典禮并發(fā)表講話。他指出，保護文化遺產絕不僅僅是各級政府和文物工作者的專利，只有廣大民眾真心地、持久地參與文化遺產保護，文化遺產才能得到最可靠的保障。他對公眾對文化遺產保護的參與作出高度評價，認為志愿者和社會人士顯示了“不可低估，無可替代”的力量。

　　回顧近年來我國城市遺產保護的歷程，事實正是如此。各地公眾參與保護取得的實績已經表明，通過公眾參與、專家咨詢、輿論監(jiān)督，和政府決策形成良性、有序的互動，完全可以實現(xiàn)文化遺產保護與經濟社會發(fā)展的“雙贏”。

　　公眾參與的力量

　　這些年古城保護的每一點進步，都離不開廣泛的公眾參與，都凝結著社會各界共同的努力。在北京、南京、福州、天津、哈爾濱、武漢、常州、定海等城市，從專家學者到志愿者，從記者到普通市民，在古城命運的歷史關頭，許多人懷著對鄉(xiāng)土的熱愛，對祖國文化的熱愛，一次又一次地沿著梁思成先生、朱偰先生的足跡，以實際行動捍衛(wèi)古城應有的尊嚴。從2007年的北京東四八條保護到2009年的梁思成故居保護、南京老城南保護、天津五大道保護，幾次文化保衛(wèi)戰(zhàn)的成功，顯示出日益崛起的公眾參與的巨大力量，其中的豐富經驗值得關注。

　　一是當?shù)孛癖姾椭驹刚叻e極努力。在很多歷史街區(qū)的保護中，既有當?shù)鼐用駡F結一心，守護家園的努力，也有許多市民拍攝記錄，并通過市長信箱、BBS、博客等方式表達善待古城的期盼。日益活躍的文保志愿者和民間組織，在推動北京、南京、天津、哈爾濱、武漢等歷史文化名城整體保護的工作中，發(fā)揮了巨大作用。

　　二是民意代表和社會知名人士奔走呼吁。許多人大代表、政協(xié)委員、民主黨派成員以提案、社情民意、集體調研等多種方式，不斷呼吁加強古城保護。一大批老專家和知名學者為保護古城，奔走呼號，引起了決策層和公眾的廣泛關注。

　　三是媒體積極報道。例如在北京的梁思成故居保護中，《新京報》率先報道并跟蹤，《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光明日報》等隨后跟進，呼吁保護，而《北京日報》《北京晚報》等刊登不同意見，兩派意見激烈交鋒，在形成公共事件后保護終獲成功。在類似的古城保衛(wèi)戰(zhàn)中，往往既有中央媒體的權威關注，也有都市報的持續(xù)監(jiān)督，并同網絡形成互動，成功地塑造了公眾議程。

　　四是政府主管部門積極回應。公眾參與的熱忱，只有得到行政機關的積極回應，才能收獲良性的成果。去年10月以來，天津、北京、哈爾濱、南京、武漢等地的志愿者和民間組織，多次依法提出文物認定申請，配合主管部門從推土機下?lián)尵攘肆核汲晒示拥纫淮笈�文物建筑。在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中，黑龍江文保志愿者團隊在冰天雪地中義務調查中東鐵路，將許多重要的車站、橋涵納入普查范圍，并推動了文物部門將綿延四省區(qū)的這一線性遺產整體申報國保單位。

　　公眾參與的力量，不僅保護了許多珍貴的歷史街區(qū)，也在法律、規(guī)劃層面推動了制度性進步。1999年的定海古城保護加速了《浙江省歷史文化名城保護條例》的出臺。近十多年來，北京的美術館后街22號、曹雪芹故居、孟端胡同45號、南池子等胡同、四合院保衛(wèi)戰(zhàn)，促成了“掛牌保護院落”的設立，影響了2005年《北京城市總體規(guī)劃》“舊城整體保護”的提出，推動了“修繕、改善、疏散”漸進保護政策的制定。南京老城南的保衛(wèi)戰(zhàn)，不僅加速了國務院《歷史文化名城名鎮(zhèn)名村保護條例》的出臺，也使南京繼北京之后，在《城市總體規(guī)劃》中確定了“老城整體保護”、“不得大拆大建”和“鼓勵居民按保護規(guī)劃實施自我保護更新”等重要原則，從全局上對名城保護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依靠群眾保護文物的傳統(tǒng)

　　各地城市遺產保護的成功經驗再一次表明，歷史是人民創(chuàng)造的，歷史也應當依靠人民保護。志愿者和社會各界人士以實際行動，履行了《文物保護法》規(guī)定的保護文物的公民義務，行使了《憲法》授予的對任何國家機關提出建議的公民權利。而我國文物事業(yè)的法制建設，則為公眾參與保護提供了堅實的制度保障。

　　回顧60年歷史，新中國文物保護的指導思想，排除了來自各方面的干擾，始終沒有偏離正確的軌道。不論文物保護的法律法規(guī)文件，還是中央領導的有關指示，都一以貫之地堅持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優(yōu)良傳統(tǒng)，自始至終堅持依靠廣大人民群眾保護文物。

　　1956年，由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習仲勛簽發(fā)的《國務院關于在農業(yè)生產建設中保護文物的通知》(國二文習字第6號)，要求建立文物保護單位制度，開展文物普查，強調“必須發(fā)揮廣大群眾所固有的愛護鄉(xiāng)土革命遺址和歷史文物的積極性，加強領導和宣傳，使保護文物成為廣泛的群眾性工作”。

　　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規(guī)定，對有“為保護文物與違法犯罪行為作堅決斗爭”以及“在文物面臨破壞危險的時候，搶救文物有功”等事跡的單位和個人，由國家給予精神鼓勵或者物質獎勵。

　　1987年國務院發(fā)出《關于進一步加強文物工作的通知》(國發(fā)〔1987〕101號)，提出“貫徹執(zhí)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必須依靠廣大人民群眾”，“要全社會提倡‘保護文物、人人有責’的新風尚”，“把執(zhí)行黨和國家保護文物的政策變?yōu)閺V大群眾的自覺行動”。

　　1992年和1995年，國務院兩次在西安召開全國文物工作會議，確定了“保護為主，搶救第一、有效保護、合理利用、加強管理”的保護原則，并提出文物保護“五納入”政策。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環(huán)在1992年西安會議上指出：“文物是人民群眾制造的，保護文物也必須依靠人民群眾。事實證明，只有動員廣大人民群眾關心和參與文物保護工作，實行文物單位、執(zhí)法部門與廣大人民群眾相結合，文物保護工作才有廣泛的基礎，才能真正落到實處。”

　　根據(jù)兩次西安會議提出的精神，1997 年國務院發(fā)出《關于加強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國發(fā)〔1997〕13號)，明確保護是利用的前提，要求發(fā)動、組織人民群眾參與文物保護工作，根據(jù)實際需要建立群眾性的文物保護組織，盡快改變許多文物實際處于無人保護的狀況，提出建立“國家保護為主并動員全社會參與的文物保護體制”。

　　公眾參與名城保護的新機制

　　隨著城市化的加速，城鄉(xiāng)建設與文物保護的矛盾日益凸顯。面對一些地方大拆大建之風，公眾參與城市遺產保護的熱忱越發(fā)高漲。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重視下，文物法制建設的進一步發(fā)展和完善，為公眾參與保護提供了更多的機制保障。

　　2003年9月9日，胡錦濤總書記對謝辰生先生關于保護歷史文化名城的來信作出批示：“贊成，要注意保護歷史文化遺產和古都風貌，關鍵在于狠抓落實，各有關方面都要大力支持。”同年9月8日，溫家寶總理對謝辰生先生的同一封來信作出批示：“保護古都風貌和歷史文化遺產，是首都建設的一件大事，各級領導必須提高認識，在工作中注意傾聽社會各界的意見，嚴格執(zhí)行城建規(guī)劃，堅決依法辦事，并自覺接受群眾監(jiān)督，不斷改進工作。”(引自北京城市規(guī)劃學會：《胡同保護規(guī)劃研究》，2005年2月，第33頁)

　　2006年，中國設立了第一個“文化遺產日”。就此下發(fā)的《國務院關于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國發(fā)〔2005〕42號)將加強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列入“著力解決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面臨的突出問題”，強調相關重大建設項目，必須建立公示制度，廣泛征求社會各界意見。

　　2008年7月1日，《歷史文化名城名鎮(zhèn)名村保護條例》正式施行，不僅規(guī)定歷史文化名城應當整體保護，還要求歷史文化街區(qū)保護范圍內的有關建設，應當經過專家論證、舉行公示或聽證的程序，征求公眾意見。

　　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的文化部《文物認定管理暫行辦法》，首次賦予了公民申請認定文物的權利，并通過行政復議、申請仲裁、召開聽證會等一系列機制，保障這一權利的有效行使。

　　這些法規(guī)文件的出臺，是我國文物法制史上的新的里程碑，它們不僅同新中國60年依靠群眾保護文物的指導方針一脈相承，也是進一步在文物保護事業(yè)中貫徹黨中央提出的“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增強決策透明度和公眾參與度”，“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jiān)督權”，從而以機制化的措施在文物保護事業(yè)中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

　　近十多年來，越來越多的成功案例已經昭示出這樣的前景——公眾參與城市遺產保護，一定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形成一場影響深遠的社會運動。隨著中國社會的發(fā)展和國際化水平的提高，國人對全球化、現(xiàn)代化、城市化也逐漸產生了更加全面的理解。因此，歷史文化名城保護事業(yè)一定會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和支持，而更加廣泛的公眾參與，必將繼續(xù)顯示出“不可低估，無可替代”的力量，并成為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