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報:愿汪暉事件和朱學勤事件共啟學術轉機

　　愿汪暉事件和朱學勤事件共啟學術轉機

　　本刊編輯部

　　從公開信到公開信，從汪暉到朱學勤，盡管事態發展中隱約有一絲令人不安的氣息——已有評論表示擔憂，希望學術打假莫成派系斗爭的工具——但我們此時仍愿意相信，越來越“熱鬧”的討論甚至紛爭，是學術這一“經國大事”在公共性意義上得以提升的途徑，而非滑向鬧劇的起點。

　　問題的實質從一開始就很簡單，也很明確：當事人是否抄襲？需要啟動什么樣的程序來查清事實？若抄襲屬實，當事人該負何種責任、該被如何處理？

　　這是我們的訴求，也是本刊發表《就汪暉涉嫌剽竊問題給中國社科院和清華大學的公開信》的初衷。我們愿提供一個平臺，讓問題回歸它的實質。從這個意義上，我們也樂于見到海外學者聯署寄給清華大學校長的信件向公眾公開。

　　以汪暉教授在國內及國際學術界的影響，在已經過去的3個多月里，我們一直期待圍繞他的這起事件成為一個契機。

　　如今，上海大學教授朱學勤面臨和汪暉相似的抄襲指控。以朱教授的學界分量，我們投以同樣的期待。

　　我們的期待是：廓清學術底線，明確學術規則，完善學術機制。

　　底線，意味著治學者要有基本的尊嚴，也意味著學術共同體對這種尊嚴及相應的行為準則有基本的共識。規則，意味著學術共同體對突破底線的行為能夠進行有效的辨識、調查及處理。機制，意味著學術共同體需要提供一種保障，這種調查和處理不會因時、因事或因人而異。

　　我們愿意相信這兩起抄襲指控事件及公眾對此的關注中，蘊涵著這樣的契機。然而，我們并未天真到無視其中的糾結。

　　讓問題變得復雜和模糊的，先是學術觀點的分歧，并由此在學界形成不同的“山頭”和派系。學術政治本難以避免，但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一系列事件，造成的一個最大惡果便是，學界割裂到了傷害以至擊破基本共識的地步。這是中國學術的大悲哀。

　　在理想的視域里，這兩起事件本是學界修復共識的契機。我們一方面樂見其成，但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認還存在他種可能性，即擊破基本共識的力量有著太過強大的慣性，這種慣性將裹挾這兩起事件，從而錯過這個契機。

　　一旦錯過，慣性的前方就是鬧劇。

　　首先，請以我們的態度切斷這種慣性。兩封公開信，盡管立場并不一致，但我們愿意從中提煉出共同的對學術的誠意。兩次抄襲指控，一用真實身份一用網名；兩位當事學者，一個保持沉默，一個接受媒體采訪表示將撰文回應，并“非常希望啟動調查機制”——但我們愿意相信指控者和被指控者都珍惜自己治學者的身份和尊嚴。

　　有了意愿，有了相信，事件才有可能往良性方向發展。

　　其次，請相關學術機構在處理這兩起事件時表現出足夠的智慧，以切斷這種慣性。一套好的解決方案，能夠有效回避糾結纏繞的學界恩怨，激發事件潛在的積極意義。而欠妥當的方案，或者一味拖延、拒絕正面解決，則將放大事件潛在的傷害力量，進一步割裂中國學術界。

　　總之，我們所期待者，不要以派系之爭掩蓋問題的實質，不要以誅心之論裁定相關發言者的動機，也不要因缺乏解決問題的勇氣而坐失良機。

　　民國報人張季鸞為《大公報》撰寫《本社同人旨趣》，提出“四不”辦報方針。他寫道：“第四不盲……隨聲附和是謂盲從；一知半解是謂盲信；感情沖動，不事詳求，是謂盲動；評詆激烈，昧于事實，是謂盲爭。”

　　“吾人誠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張季鸞的這句話，我們今日呈現于版面，用以自勉，也用以寄望于學界諸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