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包工頭”現象愈演愈烈 打“飛的”四面執導

　　打著“飛的”四面“執導” 隔著電腦“現場”排練

　　“文化包工頭”現象愈演愈烈

　　“創排經費兩千萬，導演團隊拿一半。 ”“‘金牌編導’排戲基本不到現場，而是每晚隔著電腦對著排練錄像比劃一番。 ”最近，國內舞臺頻現“大制作”，不少作品不見得流行，但上述“幕后新聞”倒是流傳得很開。曾經有一陣遭遇媒體集中炮轟的“文化包工頭”現象，因為少數影視、音舞、戲劇界“超級大腕”的加盟愈演愈烈，甚至出現了“包工寡頭”。

　　最好的成了最牛的

　　部分導演、編劇、舞美、音樂等壟斷舞臺藝術生產的一條龍班底，被人形象而不無貶義地稱為“文化包工頭”。目前，小“包工頭”已經不算什么稀奇事，動輒可以“吸”走七位數、八位數酬勞的“巨頭”“寡頭”也已經出現，一些舞臺新劇目、新山水實景劇、新露天藝術“大典”，除了演員以外，其他的創作者都被外請特邀的創作團隊“包圓”。而個別曾經被認為“最好”的“大腕”級主創，在他旗下組合應接不暇時，頻頻催生創作酬勞的天價。在這樣一批“旗艦”作品的領航下，各地追求超級大制作、哄搶“金牌編導”，不求實在、只求最貴的勢頭，也不斷升溫。

　　在中國戲曲學院特聘教授、研究所所長傅謹看來，這些優秀導演和其創作團隊之所以廣受歡迎，并不能簡單看成是“市場的選擇”。它反映了舞臺二度創作人才的嚴重匱乏，也反映了圍繞評獎、形象工程，創作組織者心態極度浮躁、扭曲。據觀察，目前這一現狀正在惡化，一方面因為各地“文化標志”性創作工程紛紛上馬，知名導演及其團隊壟斷之勢加劇；一方面創作經費水漲船高，被編導隱性“燒”掉的錢，事后也沒有嚴格的項目審計或者與市場收成掛鉤等舉措來制約，成了“一竿子買賣”。

　　最牛的未必是最好的

　　曾經有媒體驚詫，在某個重要文化節日中，一人導演了七臺戲；最牛燈光，一人設計了九臺戲。但是，現在以“產量”論座次已過時，少數超級“包工頭”比的是“畝產量”。比如，某編導打“飛的”，時而到某劇現場“蜻蜓點水”一下，便輕輕松松拿走了幾百萬；某導演甚至無暇分身到現場，靠隔著電腦回看排練錄像并給以“指示”，其團隊就從一個原創劇目中拿掉了上千萬。

　　“文化包工頭”曾經以在創作上的成就得到了公認，但在裹脅著市場誘惑、文化名利、政績工程等多重因素的創作“大項”面前，能把持自我、堅持藝術個性，不唯利、不短視者并不多。尤其是那些千人抬、萬人哄的“大鱷”們，“國內舞臺舍我其誰”的自信與“我就應該是最貴的”的顢頇，讓他們不斷偏離藝術的根本性要求，為財辛苦為財忙。江蘇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汪人元說：“那些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飛行導演’們頻頻出手，但疲于奔命自然無法持續拿出征服觀眾的‘干貨’來，常見的景象是豪華包裝和明星堆砌，這樣勢必會進一步導致院團的人才流失和劇目藝術價值的下降。 ”重利之下，名編導對原來一無所知的行當盲目“軋一腳”的現象也頻頻出現，如素有“巴山鬼才”之稱的魏明倫那樣堅持“讓我去編、導、演其他劇種，我不知道會弄出個什么慘不忍睹的樣子來”的“呆子”，已被視為另類。

　　“文化包工頭”現象的愈演愈烈，往往以新戲砸了首演口碑、創作者砸了藝術與職業道德的招牌為代價。但是，作為本來期盼看到好戲的普通觀眾，他們更希望對動輒投下幾千萬、到頭來卻打了水漂的“為大眾的創作”，事后點個賬、問個責、說個是非曲直。

　　短評

　　文化繁榮豈靠幾家獨大

　　文化包工寡頭、巨頭混得如魚得水，其新品創作卻不見佳。這對國內原來就比較薄弱的舞臺原創來說，絕不是件好事。

　　就因為優秀創作人才的奇缺，對有限創作資源哄搶、開掘過度，甚至到了搞什么幾家獨大和藝術家個人崇拜的地步，到頭來也是舍本逐末的事。沒有“十月懷胎，一朝分娩”的艱辛創作，哪會有真正的藝術精品出現？這個道理，說說不難，但要做起來，就會遭遇很多現實“瓶頸”。有投資方眼光的瓶頸，有創作表演畸輕畸重的瓶頸，有藝術評獎的瓶頸，有政績評判體系的瓶頸。到頭來把希望、利益、藝術、市場的訴求都寄予藝術大腕一人，可是，繁榮文化的事情，真的能交給幾個“文化包工頭”來解決？

　　文化領域如果形成壟斷，就會造成畸形的文化生態。藝術創作的“甲方”動輒投給“乙方”天價稿酬，以及動輒千萬元巨額投資的最終目的是什么？說起來，甲方乙方無非是在這一場游戲中貪圖彼此的名與利。然而，“文化包工頭”們卻忘了自己究竟帶著文化的頭銜，一味追逐名利而忽略自己作品真正的藝術含金量，無疑是為自己的藝術道路埋下陷阱；反過來說尋找文化包工頭的投資商、制作人們，如果你們真是有心想做出優秀的舞臺藝術，何苦要花大價錢去請一個三心二意、靈感透支的所謂大腕？是到了雙方該清醒思考的時候了。

　　(記者 伍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