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掛孫中山像爭議說起:給他“摘帽”是歷史必然

　　自改革開放以來，在思想大解放的大潮中開始了對孫中山的重新解讀。這里僅就自己的研究體會，談點對孫中山的重新認識。

　　從掛孫中山像的爭議說起

　　國慶60周年之際，天安門廣場掛孫中山像，與毛澤東像遙遙相對。這常規的舉措卻引發網上爭議。爭議的焦點：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慶為什么要掛中華民國國父的像？二、孫中山真的偉大嗎？可以說，有多種原因引起這場爭論，其中表層原因，是網民對歷史和孫中山缺乏應有的了解；深層原因，則是民族文化素養不高，又受到戲說的文藝作品的誤導。有的電視劇中的孫中山，成了一名魯夫，他不是中國走向共和的創導者和領導者，甚至他所以走上革命之路，還是李鴻章啟導的。

　　人們不得不深思：孫中山是不是中國歷史上的偉大人物，是不是值得后人紀念？其實，這樣的問題，孫中山已經以他的偉大功績作了回答。在1997年召開的黨的十五大的報告中，也有明確的說法：“一個世紀以來，中國人民在前進道路上經歷了三次歷史性的巨大變化，產生了三位站在時代前列的偉大人物：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黨的文件中肯定的偉人，是不是廣大民眾心目中的偉人？常聽有人說，“孫中山說起來偉大，實際上并不見得偉大”，在網上，也有人說，掛孫中山的像還不如掛秦始皇或袁世凱的像，甚至說孫中山是一名沒有法制觀念的暴君。可見，既然存在不同的看法，就有必要進一步探究和取得共識。回應這個問題，確實需要對孫中山進行重新評價，解讀其思想的當代價值，還他一個歷史的真實面目。

　　關于四頂“帽子”

　　過去一個時期，孫中山的豐功偉績與偉大思想，幾乎給一頂頂不實的“帽子”所淹沒。他的頭上起碼有“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空想”、“大炮”四大帽子。要重新解讀孫中山，先得從“摘帽”開始。

　　“大炮” 孫中山早在領導辛亥革命時期，已是出了名的“孫大炮”。此綽號源于孫中山在南洋為武裝起義籌措經費時，因為他每次總向募捐者信誓旦旦地說：“這次起義一定成功！”可是起義一次次失敗，人們認為他總是放“空炮”，于是便成了“孫大炮”。當年我從華南師范大學哲學所調到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孫中山研究所工作，父親得知后便說“你去研究孫大炮了！”我驚訝連我父親這樣的普通百姓，也都知曉“孫大炮”。其實，1911年武昌起義的告捷，終結了二千年的封建帝制，“大炮”的帽子早該摘除了。

　　“空想” 一直以來，學界流行一種觀點，認為孫中山的《實業計劃》是一廂情愿的空想。這一看法，似不無根據，1917年《實業計劃》的第一計劃剛一發表，便遭到國內外各方人士的批評，幾乎異口同聲罵曰：“空想！”應該說，孫中山在《實業計劃》中確有空想成分，孫中山面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國際大背景，他急于利用戰后“有余”的資本，以及種種的“戰爭機器”等，來迅速發展中國實業，對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幫助寄予期待，雖是良好的愿望，卻是與虎謀皮般的天真幻想。但就《實業計劃》的整體上說，它無疑是近代中國最宏偉、最完美的一份現代化建設藍圖，中國大陸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的改革開放已經有力說明，《實業計劃》所構想的系統建設工程，已逐漸實現和即將實現。今人實踐與孫中山構想的不謀而合，驗證了孫中山當年依據經濟規律進行謀劃的合理性與超前性，而并非完全空想。

　　“資產階級”與“資本主義” 依據階級分析方法，孫中山算是“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理所當然其思想學說肯定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多少年來，很多人便是這樣的邏輯。給孫中山戴上這兩頂帽子的，首先是列寧。1912年7月15日，列寧發表了《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文中對孫中山的“崇高精神和英雄氣概”十分稱贊，同時認為孫中山“他同俄國民粹主義者十分相似”，又認為“在主觀上是社會主義者”，他所制定的經濟綱領，卻是“純粹資本主義的、十足資本主義的”。新中國成立以來，學界基本按列寧的說法給孫中山定性：孫中山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是“主觀社會主義客觀資本主義”。

　　我認為，機械地給一個人劃定階級屬性，并由此評判其思想，是不科學的。孫中山出身農民家庭，少年赴夏威夷探親，之后接受西方的系統教育，從小學至大學的學習生活，以及后來大半輩子在歐美和南洋，他不僅早已“洗腳上田”，而且接受了西方文明的洗禮，更在倫敦大英博物館閱讀了大量社會主義思潮的著作，包括馬克思經典之作《資本論》。在孫中山的腦海里，既有資產階級的思想學說，也有無產階級的思想學說；既接受了資本主義的影響，也接受了社會主義，包括科學社會主義的影響。

　　孫中山是較早接觸西方社會主義思潮，并要求加入共產國際的中國人。1905年，在倫敦蒙難獲救之后，他在歐美停留了一段時間。居留倫敦期間，孫中山有機會進入大英博物館圖書館讀書，他又大量購買各種書籍。據英國偵探報告，1896年12月3日至6月24日期間，孫中山進入大英博物館有68次之多，平均3-4天到圖書館一次。雖然沒有史料證明孫中山當時具體借閱了哪些書，但從后來他的講話和論著可推測，他確實讀過社會主義思潮的相關學說、各種政治與經濟理論著作、歐美的革命史及革命人物的著作，特別是馬克思的《資本論》和喬治·亨利的《進步與貧困》當時對他的影響至深。孫中山當時對社會主義思潮的向往，不只停留在理念上，還開始付諸行動。1905年5月，孫中山到布魯塞爾，走訪了社會黨國際執行局，即第二國際。孫中山向該局主席王德維爾德和書記胡斯曼陳述了自己的革命綱領，稱“中國社會主義者要采取歐洲的生產方式，使用機器，但要避免其種種弊端”，“中世紀的生產方式將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生產階段”，表達了欲變革中國落后的生產方式，實現現代化，以及希冀跨越資本主義“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強烈愿望，孫中山還熱切請求接納他的黨加入第二國際。

　　孫中山曾明確提出，“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社會主義，即是大同主義”。我于1991年發表的論文《孫中山民生主義性質的再探究——論民生主義的多元性》，為孫中山摘“資產階級”和“客觀資本主義”兩頂帽子，學界之后也有類似的看法。我以為給孫中山“摘帽”已是歷史的必然。

　　“中國近代化先驅”與“中華文化現代轉型中的界碑式人物”

　　孫中山是偉人，這在胡錦濤同志的講話中十分明確。胡錦濤在2006年紀念孫中山大會上的講話，對孫中山有三個定位：“杰出的愛國主義者”、“民族英雄”、“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這無疑是側重于政治層面的評價。對孫中山的偉大，我個人著重想強調如下方面：為振興中華，領導武裝革命，結束了幾千年的封建專制制度；與時俱進，順應歷史潮流；未雨綢繆，為新中國勾畫雄偉的建設藍圖；一生奉獻，死而后已；超越時空的光輝思想，為后人留下珍貴的精神財富。

　　孫中山對中華民族復興所作的奉獻，不僅體現在政治方面，還體現在經濟和文化方面。學界對其在探索中國近代化出路中的貢獻給予了高度評價，稱之為“中國近代化先驅”。我認同這一定位，并對此作了比較系統和深入的研究。我與盧昌健合撰專著《孫中山經濟思想研究》在再版時，也特意將書名改為《孫中山經濟思想——中國建設前瞻者的思考》。

　　改革開放以來，學界對孫中山的文化取向開始關注，但研究者多著眼于孫中山對傳統文化的態度，而未能深入探究在“西學東漸”、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大背景下，孫中山在文化方面的歷史貢獻。近年與幾名年輕學者一起承擔了“孫中山的儒家情結”的課題，在前人的基礎上，我們提出：學界在研究中華文化發展時不論及孫中山，在研究孫中山時極少論及孫中山在中華文化發展中的貢獻，是一種偏見與不足；并認為，孫中山是“中華文化現代轉型中的界碑”、“文化創新的楷模”和“外來文化中國化的探索者”，其三民主義學說是中西文化交匯的碩果。我以為，對孫中山的定位宜添加兩個：“中國近代化先驅”與“中華文化現代轉型中的界碑式人物”。

　　偉人超越時空的思想亮點

　　時代偉人所以成為偉人，不僅因為他的歷史功績能引領和推進時代發展，而且因為他的思想具有普適性，可以跨越時間和空間。孫中山超越時空的思想，比比皆是，主要可概括為如下十個方面：

　　1、“振興中華”的民族復興思想；2、“天下為公”的社會和諧與世界和諧思想；3、“門戶開放”的開放建設思想；4、“系統方法指導”的系統建設思想；5、“有道德始有國家”的德治思想；6、“博愛”與“互助”為核心的新道德觀；7、“主權在民”的重民思想；8、“不患貧而患不均”的均富思想；9、“心性文明與物質文明相待”的協調發展思想；10、“兼收眾長，益以創新”的文化開放思想。

　　比如，如何建設和諧的理想社會？孫中山在他的《建國方略》中，以“心性建設”、“實業建設”和“社會建設”為三個大子系統，設計社會建設系統工程。

　　在經濟建設方面，孫中山繼承儒家“不患貧而患不均”的均富思想，主張通過實施“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使人人共同享有平等的經濟權益，以防范社會的貧富不均，“政權上不專制，社會上的貧富，還要平均，才能相安無事，否則還免不了革命”。孫中山主張開放建設，他既確立了一個“門戶開放”的國策，又提出三“引進”的具體的開放措施，更值得一提的是，他構建了一個富有世界視野的建設藍圖。《實業計劃》，運用了系統思維方法，勾畫了多層次的系統建設工程，并希冀借助國際力量，以及通過與世界各國的經濟交往而發展中國實業，實現中國的工業化，變傳統的農業國為先進的工業國。他石破天驚地說：“使外國之資本主義以造成中國之社會主義。”

　　在政權建設上，孫中山反思了西方的民主化進程，因襲中國傳統的考試制度和監察制度，創制了有中國特色的“五權憲法”。別出心裁地發明了“權能相分”，既要確保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又要以賢能治國，組建強有力的政府。孫中山批評西方的代議制，主張“直接民權”實現真正的“主權在民”。孫中山對西方民權主義的核心理念——“自由、平等”，都從國情出發，進行重新審視。

　　重新解讀孫中山的目的，一是使偉人孫中山得到實事求是的評價，還其歷史的真面目；二是通過臺灣土改以及大陸改革開放的實踐經驗，驗證孫中山當年理想藍圖的可操作性，摘除其“空想”、“大炮”的帽子；三是發揮孫中山在兩岸以至整個華人世界的影響力，促進兩岸和平發展。

　　黃明同（作者為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孫中山基金會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