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網民共商反“三俗”:網絡空間需要真實秩序

　　網絡作為新興媒體，提供了全新的公共話語空間，擁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影響力。與此同時，一些庸俗、低俗、媚俗的信息，也在互聯網時代找到了新的渠道和平臺。日前，不時爆出的“這個門”、“那個門”，刺激著人們的眼球，也在挑戰(zhàn)網絡秩序的底線。

　　網絡空間是個虛擬社會，但同樣需要真實的秩序。只是，網絡空間的秩序該怎樣建立和維護，這是迥異于現實生活的課題。

　　8月3日，在由人民日報社新聞協調部和人民網舉辦的“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風，提升新興媒體文化品位”研討會上，專家學者網民共商反“三俗”。

　　社會道德的“最大公約數”

　　何為“庸”，何為“俗”？關于“低俗”標準的界定，歷來頗具爭議。對于反“三俗”而言，這卻是一個無法回避的話題。

　　2009年初組織開展的“整治互聯網低俗之風”專項行動中，有關部門曾公布過“網上低俗內容”的十三條標準，列舉并界定了色情、暴力、侵犯隱私等常見的不良信息類別。

　　不過，由于互聯網信息的海量與龐雜，加之人群間不同的文化、習俗、認知差異，簡單的條文列舉有時難以涵蓋千變萬化的現實中判定低俗信息的需要。

　　在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常務副院長尹鴻教授看來，所謂“庸俗”、“低俗”、“媚俗”，事實上是一個“道德公約數”判斷，“所謂低俗，就是低于大多數人的審美品位和道德水準”。

　　但是，“大多數”的位置又該如何判斷？尹鴻提出兩條原則：“第一，要保護這個社會中最不具有自我保護能力的人，比如未成年人，不會因某種信息帶來傷害；第二，要看特定信息是否傷害了基本的人權，如生命權、自由權、隱私權等等，以及社會共識的核心價值”。

　　新浪網副總編輯趙添認為，對于低俗、庸俗信息的甄別，盡管難以用文字描述，卻有著明確的操作標準。“一條信息，如果你不愿意讓你的親戚、朋友、孩子看到，它就是不良信息，如果你不愿意在個人的博客中去轉發(fā)，它就是低俗的，至少不能代表你個人的文化品位”。

　　清華大學新媒體傳播研究中心主任熊澄宇教授則認為，在反“三俗”，建設健康互聯網文化的過程中，應當分清四個層面：法律、行政、道德、文化。熊澄宇分別用“違法”、“違規(guī)”、“缺德”、“不宜”來概括，對待不同層面的低俗信息應當有不同的治理手段，不宜籠統(tǒng)一刀切。

　　網絡負效應是現實社會縮影

　　日前，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謝新洲教授主持的一份“關于當前中國網民網絡接觸與使用狀況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隨著網民上網時間的不斷增加和網絡應用程度的日益加深，互聯網正在逐漸取代電視等傳統(tǒng)媒體成為龐大的網民群體最為依賴的信息媒介。

　　“互聯網的發(fā)展使個性傳播成為可能。這是網絡低俗現象產生的一個重要原因”，北京郵電大學網絡文化研究中心教授黃傳武認為，網絡傳播的范圍廣、速度快，具有強大的交互性。由幕后受眾轉變?yōu)榕_前發(fā)布者的網民群體，一方面擁有了充分的個人表達空間，另一方面，也會由于在這個“虛擬空間”缺少必要監(jiān)管，過度放任而產生一系列問題，這就使低俗信息的傳播成為一種可能。

　　網絡信息塑造了網民頭腦中的“擬態(tài)環(huán)境”，影響著網民對事物的認知、判斷，甚至直接關系他們價值觀與個性特征的形成。

　　“網絡的虛擬性與社會現實性的迷失，是造成網絡低俗現象的另一個重要原因。”黃傳武認為，事實上，在現實生活中發(fā)生的一切，都在網絡上有所體現，同時，網絡世界發(fā)生的一切在現實中也幾乎都能找到答案。

　　持同樣觀點的還有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匡文波教授，“無論是庸俗、低俗，還是很多現象，在互聯網上找出的負效應，其實就是現實社會的縮影，根源在現實社會。”他認為，如果現實社會不去治理，只強調虛擬社會的管理和凈化，那也是不行的。

　　北京大學的網民網絡使用狀況調查同樣顯示，在國內網民總體中，20—29歲人群所占比例最大，達到33.4%，也即是說20—29歲的“80后”人群已經成為我國網民群體的主力軍。

　　“因此，了解‘80后’、‘90后’的心理，在現實中，給年輕人更多公共生活的訓練，這是新興媒體建設需要思考的問題。”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張頤武說。

　　加強互聯網素養(yǎng)教育

　　事實上，近年來，從“文明上網，文明辦網”，到“整治互聯網低俗之風”專項行動，政府有關部門整頓互聯網低俗信息，營造健康網絡文化品位的努力就從來沒有停止過。

　　“從我們的角度看，政府管理部門在切實推進抵制網絡低俗文化、凈化網絡環(huán)境方面作出的成績有目共睹”，開心網總裁程炳皓表示，“不過，現在更多的人在關注如何避免‘運動式’整治，建立長效機制。”

　　熊澄宇認為，互聯網整治應當實現從“管理”向“治理”的轉變，即由單純的政府參與，行政“管理”，轉變?yōu)榻�立一個政府、企業(yè)、用戶、家長、孩子全方位參與的“治理”體系。

　　更多的學者提到了“媒介素養(yǎng)教育”。“重點應當放到提高青少年使用網絡的媒介素養(yǎng)上來”，中國傳媒大學心理學教授劉京林明確表示。“就是讓青少年能正確的選擇并使用媒介，提高評論、評價、處理媒介的內容”。

　　“媒介素養(yǎng)”這個詞出現于20世紀初的英國。有趣的是，當時的學者正是擔憂日益興起的低俗報紙給青少年帶來不良影響，才提出了對青少年進行媒體教育的建議。

　　“對付‘三俗’，政府不是‘救火隊’”，黃傳武說。“我們應該加強相關的教育，建立網絡的公共秩序。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有很深厚的禮儀傳統(tǒng)，加強傳統(tǒng)的禮儀教育，有助于提升網絡時代的認識能力、辨識能力、傳播能力、道德水平”。

　　“要反什么，先要立什么。不立不破”。尹鴻說，“道德建設僅靠警察是完成不了的。要把反‘三俗’與網民的自我啟蒙和教育結合起來，這才是治理的真正出路。”

    本報記者　張音　王舒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