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去行政化，重構大學內部治理機制

　　要盡量減少學術人員因學術成就突出而被提拔擔任行政領導職務的情況，更要避免行政人員因擔任行政領導職務而能為自己謀取學術地位的情況，還要盡量減少所謂“雙肩挑”的現象，堅決防止行政權力和學術地位兩者之間的“通兌”。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推進政校分開管辦分離”，“逐步取消實際存在的行政級別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取消科研院所、學校、醫院等事業單位實際存在的行政級別和行政化管理”。自此，大學的“去行政化”問題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大學的行政化管理傾向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政府對大學管理的行政化傾向，二是大學內部管理的行政化傾向。筆者從治理機制視角，探討改變大學內部管理行政化傾向的對策。

　　行政權力泛化導致大學異化

　　當前，中國高校的權力結構屬于行政權力模式，具有典型的科層制管理模式特征。高校的決策往往出自學校行政權力部門，在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的博弈中，學術權力始終處于弱勢地位，即使是純學術事務管理也常常由行政部門來定奪，教授治學名存實亡。

　　在高校的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博弈關系中，首先，高校行政組織作為政府在高校的準代理，行政權力因政府權力的支持得以強化，并有集權的、組織龐大的行政組織為支撐；其次，根據《高等教育法》，學術權力機構學術委員會被定位為咨詢機構，不具備決策權，因此，學術權力因對資源的依賴而屈服于行政權力，致使高校自身管理亦日趨于行政化、官僚化，行政權力得以控制學術發展，而學術權力卻被擠壓、弱化。正是這種弱化使得學術對教學科研人員的激勵作用下降，導致教學科研人員為了維護自身利益不得不投入更多的精力去經營“權術”，也引發了一部分人追求行政權力的欲望，隨著教學科研人員從專業角度對學術事務關注度的下降，學術權力也就自動弱化了。為了彌補這部分的缺失，提高學校運行效率，行政權力又不得不在學術事務上進一步滲透，進而形成一種惡性循環。

　　由于大學官學一體的制度安排，官本位的擴張和強化使大學正在異化為以官僚機構模式運轉的另類機構。雖然《高等教育法》明確規定在大學中設置學術委員會，但是大學往往并沒有明確的制度或規章具體規定學術委員會的組成、權力和責任。學術委員會由行政決定其組成人選(基本上為校、院、系三級行政領導)，由行政決定其領導，由行政決定其會議的召開和議程，這種制度安排決定了學術權力隸屬于行政權力，形同虛設。學術權力實際已被行政權力所取代，學術權力混同、淹沒于行政權力之中，很難享有真正的獨立性。在這樣一種治理機制下，類似情況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大學的其他委員會和評議組織中，如教授委員會、職稱評審委員會、教學指導委員會等。另外，各類學術機構都沒有常設機構或日常管理機構，只能“掛靠”在行政機構下，這又加劇了學術權力的行政化。

　　這種另類官僚機構的特征之一是，各職能部門占有過多的學校資源，擁有過大的權力，將中、基層學術組織(院、系、所等)視作下屬機構，將教師視作管理的對象，缺乏為學術服務、為教師服務的觀念。這是官僚機構的決策集中化所造成的行政權力的泛化和學術權力的旁落。這種另類官僚機構的特征之二是，大學領導和中層管理人員實際上形成了特殊利益集團，他們控制了大學的學科建設，他們不適當地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為自己的學科或專業爭取資源，他們在教授、博導及學科帶頭人的評選和各種人才工程中占據了不恰當的比例。這種官僚制的資源分配和權力制衡是極其不合理的。

　　以建立現代大學制度為目標

　　大學是以學術為本質的特殊社會組織，是以人才培養為主線而將其他活動有機聯系起來的學術機構。正是這種特殊的理念和組合方式，決定了學術能力是大學再生產能力的核心因素，自主性和自由性反映著學術活動的基本特點。大學制度作為這些行為原則的體現和保證，是以學術本質為根據，決定大學生存與發展的規則體系。去行政化，重構大學內部治理機制的目標無疑是建立現代大學制度。

　　作為現代大學制度之源的“洪堡精神”，強調大學自治、學術自由。德國以柏林大學為代表的現代大學的創立，不僅貫徹了“洪堡精神”，同樣也體現了費希特、謝林等學者對高等教育使命的思考。正是由于“洪堡時代”的出現，才使得各國大學在發展過程中紛紛取法于德國，最終確立了大學自治這一理念的歷史地位。

　　在西方大學發展史上，“學術自由”與“大學自治”是一對互生的概念，兩者的存在互為條件、互為依托。德國資產階級革命勝利以后，為確保學術自由的實現，經學者們共同努力，德國第一次將學術自由寫入憲法，實現了學術自由的法律化，這也是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以法的形式為學術自由提供了制度性保障。今天，學術自由以一種比大學自治更為深刻的學術理念為各國知識分子所接受。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最好的大學也是學術研究最為自由的大學。

　　然而，在科層制行政化主宰的大學里，高等學校因襲政府部門的體制架構，對應地設立部、處、科，一個科長就能決定大事，一個處長就握有大權，“官本位”逐漸擠占了大學本該有的“學術本位”，學校的行政部門背離了為教師、學生服務的本義。大學里的優秀人才追求的是“學而優則仕”，而不是追尋更深的學術造詣，大學里一個處長的職位竟然引來幾十位教授競聘，絕大多數教授到科技處、教務處辦事要看工作人員的臉色。兩種權力在相互交織中造成錯位、越位，行政權力往往代辦、包辦學術事務。大學自身的行政化運作背離了現代大學制度的學術自由理念，大學的核心價值觀被扭曲。

　　行政化的實質是以統一的政治管理體制管理學術和學者，它使部分學者成為官員，使更多的學者成為純粹的管理對象。學者型官員奔走于政界、商界、學界，掌控著大部分學術資源而無暇從事學術研究，導致其占用他人學術成果，甚至涉嫌學術腐敗；而大多數作為被管理者的學者困守于底層地位，無力進行學術原創性的建構。這種與現代大學精神相左的學術生存、發展環境，破壞了高校內部的學術生態平衡，解決不了“錢學森之問”，培養不出變革型、創新型的杰出人才。

　　讓大學回歸教育本位

　　并不是所有問題都是行政權力泛化所致，但去行政化的確是推進現代大學制度建設的關鍵。大學如何走出行政權力泛化的危機？尋根溯源，去行政化，就是要摒棄“官本位”，讓學校回歸教育本位。

　　大學要取消行政化管理模式，必須對學術民主管理與學術行政管理兩者有明確的認識。筆者認為，學術民主管理即由教授組成的學術機構運用民主、協商的方式對學術事務進行管理，其客體集中為學術事務的審議、決策，而學術行政管理即行政管理機構以及行政管理人員運用行政命令的方式進行的學術事務管理。學術行政管理要為學術民主管理服務，要通過制度給“學術權力”以應有的地位和權威，充分發揮教授在教學、學術研究特別是在學校學術管理中的作用。

　　去行政化的核心并不在于取消行政級別，而在于重構大學內部的治理結構。這種改革是根本性的，要用制度化保障去行政化，對大學的權利進行合理的再分配，避免“去意”虛置。大學不但要建立理事會或董事會等法人治理機構，健全決策和監督功能，而且要保障教授有話語權。從塑造現代大學的靈魂——學術自由做起，回歸大學的教育本位，回歸大學應該擔負的使命——大學承擔著民族文化的積淀、傳承和發展，以及對世界優秀文化吸收的責任。

　　去行政化，從重構大學內部組織的角度而言，筆者認為，應完善建構事業部組織。第一個提出事業部制結構也適合于大學的是管理學大師亨利·明茨伯格，他把事業部制組織結構稱為有限垂直分權。針對大學內部權力集中在上層的狀況，建構事業部制組織，就需要放權給各學院，保證各學院有獨立處理其學術事務的權力。這樣，重大決策由學校決定，實施則由各學院(事業部)進行。學校行政部門精簡、扁平化，保留其財政撥款及各個學院負責人的任免權，而將學術管理的權力委任給學院設立的學術委員會、教授委員會。

　　去行政化，在各崗位的聘任機制上，必須清晰區分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的范圍與界限。要明確區分學術人員和行政人員兩個不同的系列。特別重要的是，要盡量減少學術人員因學術成就突出而被提拔擔任行政領導職務的情況，更要避免行政人員因擔任行政領導職務而能為自己謀取學術地位的情況，還要盡量減少所謂“雙肩挑”的現象，堅決防止行政權力和學術地位兩者之間的“通兌”。在必須由學術人員兼任領導職務的機構(部處長、院長、系主任等)，可實行學術人員一把手(部處長、院長、系主任等)短期任期制和行政人員副手常任制相結合的方式，使這些一把手職位成為由學術群體的代表來充任的、行使學術權力的崗位，是專家、教授應當輪流為學術群體承擔的一種義務，而不是一種“官位”。

　　(作者：方耀楣　張瑞平　　單位：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