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愛讀奇書《何典》 推薦給毛岸英毛岸青

　　有學問的人遇到自己未曾見過的字句，往往愛詰問：“語出何典？”

　　殊不知，還真有一部文學史上罕見的口語化的幽默小說名為《何典》。

　　《何典》全書采用吳方言寫成，原生態(tài)的俚語村言活潑俏皮。書中借鬼說事，故事的主角，無一屬于人類，他們說鬼話，干鬼事，吃鬼飯，看鬼戲，懷鬼胎，做鬼官，無不栩栩如生。一反舊小說的所謂“文人氣”，無章無典，無規(guī)無矩。

　　《何典》在顛覆經(jīng)典的同時，自身也成為經(jīng)典。據(jù)考證，作者張南莊，書法歐陽，詩宗范陸，著作等身。咸豐初年太平軍占上海時，他的著作盡付一炬，獨《何典》一本幸存，為后世留下來了一抹書香。

　　毛澤東就非常喜歡《何典》一書。

　　延安時期，他曾兩次寄書給在蘇聯(lián)求學的毛岸英和毛岸青。1939年，他托林伯渠買了一批書寄去，但中途丟失了。1941年1月，他寫信說：“關于寄書，前年我托西安林伯渠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給你們少年集團，聽說沒有收到，真是可惜。現(xiàn)再酌檢一點寄上，大批的待后。”細心的毛澤東隨信附上一張書單，并注明了冊數(shù)。這張書單共列20多種書，大都是大家熟悉的。但有兩本書比較冷僻：一本就是本文所說的《何典》；另一本是《子不語》，清朝乾隆年間大才子袁枚的筆記小說。從這份書單上就可看出毛澤東對《何典》的看重。

　　毛澤東在不少場合化用或引用過《何典》的言辭。這在“林彪事件”中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林彪出逃時，周恩來曾請示毛澤東是否要攔截林彪的飛機，毛澤東鎮(zhèn)定地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娘要嫁人”，便可從《何典》中找到出處。

　　毛澤東不僅化用和引用過《何典》中的言辭，而且還在思想觀念和審美趣味上受到《何典》潛移默化的影響。

　　《何典》一書對死讀書和讀死書者多有諷刺。活鬼的兒子活死人，很會讀書，但竟淪落為乞丐。一日碰到一個老道士稱他有大力子、辟谷丸，還有益智仁。活死人吃了他送的辟谷丸和大力子，頓覺精神百倍。只是對益智仁瞧不上眼，自詡：“已有過目不忘的資質，博古通今的學問，還要益他什么？”老道士大笑道：“你只曉得讀了幾句死書，會咬文嚼字，弄弄筆頭……寫些紙上空言，就道是絕世聰明了。若講究實際功夫，只怕就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國，倒算做棄物了。”活死人見他說得有理，只得乖乖地吃了。

　　熟讀《何典》的毛澤東很欣賞老道士的觀點。他在延安時期的著作，特別強調(diào)“講究實際功夫”，念念不忘告誡知識分子要深入到生活和實際中去。他在《整頓黨的作風》一文中便說過：“許多所謂知識分子，其實是比較地最無知識的，工農(nóng)分子的知識有時倒比他們多一點。”他反復強調(diào)知識分子絕對不能停留在書本的字句上。

　　他在延安整風所列“黨八股”的其中一條，便是“語言無味，像個癟三”，表現(xiàn)為文章或演說顛來倒去總是那么幾個名詞，一套“學生腔”，或者只有死板板的幾條筋，像癟三一樣瘦得難看，不像一個健康的人。鑒于此，他強調(diào)宣傳和文藝工作者“要向人民群眾學習語言”，因為“人民的語匯是很豐富的，生動活潑的，表現(xiàn)實際生活的”。

　　民間的語言有如天籟自鳴，自抒胸臆，又似風行水上，自然成文。大俗便是大雅，張南莊深諳文章之道，所以對民間的語言精研深鉆發(fā)而為文。

　　“俗為雅用”加上“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構成了毛澤東完整的文化觀。在毛澤東看來，《何典》正是“向人民群眾學習語言”的典范，是“俗為雅用”最成功的例子。他對《何典》語言的化用和引用，實際上表達了對這種審美取向的認同與欣賞。　　

    劉繼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