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部文化科技司長:對文化產品及相關范疇的思考

　　文化建設與文化發展，就其最根本、最實質、最核心的意義來說，涉及的是文化產品及其相關的文化范疇。以文化產品為核心物關聯到的文化范疇，有許多是需要認真對待、認真思考并認真把握的。因此，結合學習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屆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體學習時的重要講話和李長春同志《正確認識和處理文化建設發展中的若干重大關系，努力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的專論，作者對文化產品及其相關范疇有了如下思考。

　　于平 文化部文化科技司司長。博士、教授，文化部優秀專家(1996年)、國家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1998年)。主要著作有《中國古典舞與雅士文化》、《舞蹈文化與審美》、《中外舞蹈思想概論》、《中國現當代舞劇發展史》、《高教舞蹈綜論》、《舞臺演藝綜論》等。

　　一、文化產品與文化需求

　　文化產品是文化需求，或者說應當是文化需求的產物，這是毋庸置疑的。文化需求作為人的精神需求，是人們建立在溫飽、安居基礎上的較高層次的需求。在中國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的發展進程中，人們的文化需求已經顯得越來越迫切，也越來越強烈。思考人民群眾的文化需求，通常有三個提法：一是人民群眾基本的文化需求，二是人民群眾“三多”的文化需求(即“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三是人民群眾增長的文化需求。通常認為，人民群眾的基本文化需求，是文化建設中必須加以保障的人民群眾的基本文化權益。這是毫無疑義的。但其實，如何理解“基本文化需求”從而保障“基本文化權益”，是需要認真加以思考的。由于經濟社會發展本身的區域差異、城鄉差異和階層差異，所謂“基本文化需求”就不是一個統一的需求。要滿足存在種種差異的社會文化需求，基本文化需求本身就呈現為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的文化需求。筆者以為，強調提供基本文化需求從而保障基本文化權益，其實意在強調文化需求供給與消費的公平性，是為了避免總是一部分人在評頭品足“陽春白雪”而更大的一部分人卻在如饑似渴“下里巴人”。胡錦濤總書記在講話中強調“加快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其實就在于強調實現文化需求的“公平性”。可以說，人民群眾的文化需求，從來就不是一個可以在靜止狀態中去評估的對象。不僅物質生活水平的高漲會推動其文化需求品位的提升，其文化需求實踐的進步也會促進這一品位的攀升。也就是說，在共時態格局中，“三多”需求是“基本需求”的應有之義；而在歷時態進程中，“基本需求”似也應包括“增長需求”。“增長需求”作為“基本需求”，將時時提醒我們不僅要保障人民群眾文化需求的“公平性”，而且要保障其“優質性”。胡錦濤總書記強調“加強對文化產品創作生產的引導”，強調“堅決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風”，就是強調要保障人民群眾文化需求的“優質性”。可以說，“公平性”與“優質性”是思考人民群眾文化需求的兩個重要支點。

　　二、文化產品與文化生產

　　如前所述，文化產品應是文化需求的產物，這是從供需關系的意義上來說的。就文化產品的產生而言，文化生產才是它的母體。思考文化生產，也可以像思考物質產品的生產那樣，去思考生產力諸要素和思考影響著生產力的生產關系。但在筆者看來，當下對于文化生產的思考，最重要的莫過于一個終極性問題和一個現實性問題。在經濟社會，任何生產都應是一種“創價”生產，文化生產作為精神產品的生產，其“創價”生產首要的、主要的、重要的取向是“文化創意”的生產。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說“創新不僅是文化生產的動力而且是其存在的理由”，才說“要始終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并努力實現‘兩個效益’的有機統一”，才認識到要加大知識產權保護的力度從而使文化生產的“創價”得以實現。可以說，“文化創意”的生產就是文化生產的終極性問題。與之相對應，文化生產的現實性問題是“文科融合”(也即“文化與科技融合”)。胡錦濤總書記在談到當前我國文化建設面臨的有利條件和嚴峻挑戰時，強調“特別要看到，當今世界，文化產業日益成為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日益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而在論及“加快發展文化產業”時，胡錦濤總書記又特別強調“要推進文化與科技融合，提高文化企業裝備水平和科技含量，培育新的文化業態”。事實上，只有“提高文化企業的裝備水平和科技含量”，才能使文化產業真正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有鑒于此，當下的文化生產一要堅持“文化創意”的生產，二要促進“文科融合”的生產。

　　三、文化產品與文化產業

　　在相當一個時期，并且在相當一些文化業態中，文化產品、文化生產都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說法，更不用說“文化產業”了。筆者一直認為，“文化產業”觀念的確立及其實踐的迅進，是文化建設中最有意義也最有價值的文化創新。胡錦濤總書記把“加快發展文化產業”列入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要重點抓好的四項工作之一，在于認為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滿足人民群眾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的必然選擇，也是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抓手”。也就是說，正是“文化產業”觀念的確立及其實踐的迅進，把文化與經濟更緊密地聯系起來了。在很長一個時期，我國文化生產囿于傳統文化業態的生產理念，拒絕這種具有“同型批量”生產特征的文化生產。因為人們認為這種生產方式有悖于文化生產作為精神產品生產的原創性、獨創性、優創性本質。其實，只要仔細想過新興文化業態產生和生產的道理，就可以發現由大工業生產理念支撐著的“文化產業”，是文化生產對當代物質生產先進生產力的借鑒和應用，而這種生產方式在應用于文化生產時，不僅不排斥“文化創意”的生產反倒是強化著“文化創意”的生產。比如電影業當年作為新興文化業態出現后，就一直堅持著高科技含量和工業化生產的理念，在實現著由無聲而有聲、由無彩而有彩，直到進入3D影像并廣泛運用動漫技術時，并沒有削弱這門藝術的“文化創意”，反倒是使其“文化創意”因其“視覺沖擊力”和“放映便捷性”得到了最有力的傳達和最有效的傳播。而隨著電視時代的來臨、隨著激光照排技術的出現、隨著數字聲像的駕到，“文化產業”不僅是新興文化業態生產理念的必然，而且也必然對傳統文化業態產生巨大的沖擊和深刻的影響。事實上，文化產業作為新興文化業態的生產理念，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和大眾性，時代的高新技術為這種生產理念的實現提供了“可能”，而大眾的“增長”需求則為這種生產理念的實現提供了“可以”。最近，劉云山同志在全國文化體制改革工作會議的講話中又提出“積極推進文化發展方式轉變，努力實現文化又好又快發展”，正是這一生產理念有力的推進。

　　四、文化產品與文化業態

　　與人民群眾的文化需求一樣，文化產品及其生產也呈現為“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因此，這也決定了文化業態的“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論及文化業態，并非要對其做分類學的討論，而是要關注不同文化業態的生產現狀和生產前景。以高科技為引擎、以產業化為路徑的文化生產，催生了一批新興文化業態，也因此我們把既往文化產品的生產稱為傳統文化業態。在傳統文化業態中，演藝業、出版業、廣電業呈鼎足之勢。當然，這只是從部門管理視角的極其粗疏的分類。與出版業、廣電業相比，演藝業是最古老，或者說是最有傳統的文化業態，也因此它似乎是遠離高科技支撐、產業化運行的文化業態。事實上也正是如此，出版業、廣電業在文化與科技融合、促使業態轉型和創生新興業態方面步態更大且目光更遠。以出版業為例，在激光照排取代活字印刷這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革命后，電子出版、數字出版又在實現對紙質出版生產理念的大跨度超越。廣電業更是不必多說，諸多3D技術、數字技術、高清技術、互動技術等等，簡直在驅趕著文化消費更新換代，以至于有人用“鐵打的文化內容流水的科技手段”來形容新興文化業態的更新速度。新興文化業態的出現及其不斷更新，如前所述，科技手段只提供可能，社會需求才是內在動力。在此境遇中反思我國的演藝業態，一個令人必須警覺的現象是：業態的產業化程度不高卻還呈現出明顯的產能過剩。當然不能認為這個相對過剩的產能是落后的產能，但事實上的確不能不思考演藝業態的當代建設問題，既要思考這一業態生產力的發展，更要思考其生產關系的變革。稍加觀察，可以看到演藝業態目前至少包括舞臺演藝、影視演藝和實景演藝三大領域。用文化與科技融合的理念來審視，可以說影視演藝在一定時期本身就是科技進步推動的新興文化業態，科技是這一業態的載體。實景演藝是在旅游業大發展中演藝與旅游融合的產物，相對于舞臺演藝而言，它的演藝技能較低但科技含量較高，科技是實景演藝的支撐。事實上，當代舞臺演藝作為最傳統的演藝形態，不能總是“兩耳不聞新科技，一心只傳老把式”，它必須正視新興文化業態的時代需求，以及它們出現后所改變的業態格局。在筆者看來，面對新興文化業態的“新興”，包括舞臺演藝在內的傳統文化業態至少在三個方面應當有所作為：一是借鑒新興業態的生產手段，這主要是高科技手段的集成創新，包括光效、音效、LED視屏和機械裝置的舞臺“景效”等，不要以所謂“維護本體”來“拒絕創新”。因為藝術發展的歷史證明，“本體”是由歷史進程中無數個“具體”不斷建構起來的。二是借用新興業態的生產方式，這主要是分工專業化、生產流水化、運營連鎖化等等。三是借助新興業態的生產平臺，因為不斷更新的電視業、網絡業、手機業等文化傳播業已經把人們帶入到電視屏、電腦屏、手機屏的“三屏時代”，具有很強傳承力的傳統業態必須認識到，只有借助新興業態的傳播力才能強化自身當下的生存力并實現其傳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