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少將:14歲在《毛澤東選集》里找歷史答案(2)

　　噴發

　　15年前，出版社只是想讓金一南寫一本關于長征的書。金一南那些快要憋壞了的積累忽然看到了有個出口，便爭先恐后往外冒。冒到哪里算哪里，都寫了10萬字了，紅軍還沒出發呢。金一南心想，壞了，不會是跑題了吧，就拿給出版社看。出版社反而很高興：“太好了，你就這樣寫下去吧。”

　　不列提綱就動筆寫書，這聽上去好稀罕。但金一南確實就是這樣的。

　　在他看來，研讀歷史需要反復斟酌的哲學思辨，而當這些歷史素材內化為感悟之后，不如用藝術的方式表達出來。他說：“在藝術的領域，第一個念頭最好。”

　　所以，當他決定把第一道目光投向國防大學圖書館角落里那本枯黃脆裂的《蔣介石日記》并以“西安事變”作為切入點之后，接下來的《苦難輝煌》往哪里張望，就全憑信馬由韁的恣意了。

　　今天，有人用“大散文”、“歷史小說”、“革命史詩”來形容此書。金一南笑言：“我自己也不知道它算什么體裁，只知道寫的時候沒有被任何體裁限制。”就這樣，它表達了他心中的東西，既有恍惚間如同親歷歷史的激情，又有驀然間拉開歷史景深的喟嘆，那是一股在今昔時空里自由穿梭的氣息，是一種對先人或崇敬或悲憫的情義。它們就這樣噴涌出來，恣意的，也是最美的，不可復制的。

　　所以，他把它看得比命還要珍貴。那是在2006年參加中美首次聯合軍演期間，他在軍艦上對《苦難輝煌》進行最后修改。海上編隊從美國向加拿大航行途中，遭遇到了老海軍前所未見的巨浪，艦首連連被埋，錨鏈倉鋼化玻璃被打碎，80噸海水涌了進來，機關炮炮衣被撕開，艦體的鋼梁和鋼板嘎嘎作響……風浪持續了2天半，無法站立，無法就餐，無法睡眠。金一南護著筆記本電腦(《苦難輝煌》全部書稿都在里面)，一門心思在想：“可能回不去了，可惜了這本書稿。如果有直升機能把電腦吊走……”

　　如果一定要把“心血”和“命”舍掉一樣，那些用數不清的日日夜夜凝成的心血，有時候真的可以比命都重要。它存在，就已經是火熱生命的見證。

　　它伴了他十多個年頭，直到他為它畫上最后一個句號。那一刻，沒有欣喜，只有“悵然若失”。他太留戀每一個與它相伴的日子了！

　　那是一種“狂”——“那么多巨人，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但我不是‘跪’著寫的，我甚至不是‘站’著寫的，即使‘站’著，他們的背影也足以擋住你的視線。我寫的時候非常狂，感覺自己是往下看，看他們的得失，看他們如何創造歷史。”

　　那是自己跟自己“吵架”——“有的人寫書，沒有辯論，真理全在他手。而我一直在自我激辯，跟內心吵架，跟看不見的對手吵架。沒有疑問，就沒有思辨；沒有思辨，就沒有真理。宗教從堅信開始，科學從疑問開始。”

　　那是動情的淚——“有難以計數的英雄，沒有活到勝利的一天，沒有趕上評功評獎、授勛授銜，沒有來得及給自己樹碑立傳，也沒有機會返回家鄉光宗耀祖。他們穿著襤褸的軍裝，帶著滿身戰火硝煙，消失在歷史的帷幕后面。有讀者告訴我，王開湘舉槍自殺和胡天陶被槍斃的那兩段非常感人。這也是讓我最動情的兩個人，今天，他們的名字已經很少有人提起。寫他們時我流淚了。我愿意為他們流淚。”

　　……

　　我問：“寫一本書寫了15年，難道不苦嗎？”

　　他搖搖頭：“那是別人眼里的苦，我沉浸其中，渾然不覺。”

　　他跟我說起1995年、這本書剛剛開始那會兒的一件事：他得了痔瘡，動了手術，無法坐立，就把386臺式機搬到地上，鋪上地鋪，支著胳膊，趴著寫。來客一進門就喊：“哎喲，怎么這樣……”他茫茫然抬起頭，好像還回不到現實間。

　　他苦嗎？不苦吧！真的不苦嗎？

　　但我知道，為這50萬字的《苦難輝煌》，他專門寫了300萬字的筆記：列了中國共產黨、國民黨、共產國際、日本昭和軍閥4條時間軸，又列了4組人物的活動。其中絕大部分素材，在《苦難輝煌》中并未提及。功夫白做了嗎？這是又一次“采火”和“熔巖”的醞釀么？

　　我不知道。

　　只知道，他不為下一次“輝煌”，只為樂在其中。

　　奔騰

　　金一南“采火”之后形成的種種思考和觀點，是版面之內無法一一盡述的，好在其中的一部分精華通過《苦難輝煌》傳遞給了讀者，并隨著媒體的爭相解讀更趨清晰。通過專訪，金一南的新見解更多地呈現出來——

　　英雄·人民

　　“沈陽軍區炮十師有個‘董存瑞連’，每天點名，第一個點的是‘董存瑞’，全連集體喊‘到’，聲音非常洪亮，哪怕是新入伍的士兵，跟著喊一聲，立刻就能感染到那股豪氣。

　　“英雄的豪氣是一種氣場。進入英雄的群體，哪怕是懦夫，也會變得勇敢；相反，進入懦夫的群體，哪怕是英雄，也沒有用武之地。一個貶低、輕視英雄的民族，不可能完成復興偉業。

　　“有人說，時代變了，英雄觀也要與時俱進，不用再講狼牙山五壯士了。英雄會變得陳舊嗎？狼牙山五壯士是在民族命運最悲慘、最黑暗的時候迸發出的強烈光芒。如果對這個都不珍惜，那還有什么值得珍惜的呢？

　　“我們講人民創造歷史，人民不是一個空泛的概念，人民中那些最早覺悟、奮斗最為英勇、犧牲最為堅決的人，是人民的代表。‘人民創造歷史’不是自然規律，而是社會規律，社會發展的可能性都是通過人的犧牲奮斗去實現的。沒有犧牲奮斗，所有東西都是虛的。”

　　假想·潮流

　　“現在有一種說法，認為最理想的是‘戊戌變法’成功，實現君主立憲，那么中國可以不流一滴血，發展可能比現在還要快。

　　“持這種說法的人至少有三個錯誤。首先，歷史潮流不可抗拒，宣稱這種潮流根本不該發生的人，不過是在扮演立于岸邊長吁短嘆的無聊看客。其次，永遠不要以為腰包鼓起來就強大了。那些認為君主立憲是直達國家富強捷徑的人，從其倡導者康有為‘若不跪拜，留此膝何用’一語中，也能悟出在這一體制下中華民族能否挺直長期彎曲的脊梁。其三，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必須兼備物質、精神的雙重強大。戰略家克勞塞維茨把精神力量的來源歸結為兩大要素：苦難和勝利。在苦難中積聚，用勝利來洗禮。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太多苦難、太多挫折、太多失敗，最缺乏的就是勝利。正是從這個意義上看，中國共產黨人通過艱苦卓絕的斗爭獲得的一系列驚天動地的勝利，不但使中華民族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歷史高度和探測到前所未識的時代寬度，而且培養出一大批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的共產黨人，告別了長期沿襲的頹喪萎靡之氣，完成了中華民族的精神洗禮。”

　　槍桿子·民意

　　“2001年我在美國講學，有個美國人質問：政權是選出來，不是槍桿子里面打出來的，中國共產黨政權的合法性在哪里？我當時就問他：‘第一，你說我們槍桿子里出政權，那么請你告訴我，美國從最初的13個州發展成50個州，哪一個州不是用槍桿子打出來的？先打印第安人，再打墨西哥人，后打西班牙人。如果有例外，就是從法國人手里買了路易斯安那州，從俄國人手里買了阿拉斯加州。靠的都是金錢和武器，哪個州是投票投過來的？’這個人回答不上來了，我看他對美國的歷史還沒我熟呢。

　　“我接著又說：‘第二個，中國共產黨建黨時才50幾個黨員，建軍時800來個軍人，就那么點兒人，而國內資源和絕大部分的國際援助都在對手手里，她能夠用20多年時間把盤子翻過來，沒有人民群眾的真心擁護可能嗎？那時老百姓不知道用手投票，但他們用雙腳投票，用行動投票，推著小推車，把物資運往前線支援解放軍。’

　　“現在，我們有一些干部忘掉了執政的根本，做點好事就像是給群眾施恩。這時候回顧苦難史，其實是在回溯力量的本源，提醒我們的政黨千萬不能背棄根本，一旦背棄就會被歷史背棄。

　　“82年前，毛澤東發出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的叩問，中國紅色政權今后如何存在？新一代共產黨人還要繼續這個命題。2008年，法國《世界報》有篇評論，認為中國共產黨在汶川大地震的救援中表現出了全球共產黨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可塑性。‘可塑性’這三個字評價很高。怎么塑？怎么變？民心是一桿標尺。”

　　滿·“飛白”

　　“在歷史大命運前無法主導個人小命運，這是一切悲劇的根。就拿中國革命來說，多少人因它獲得名譽，多少人因它毀掉名譽，就全看你是不是順應了歷史。

　　“歷史富有大量的戲劇性場景，比如：1934年，紅色首都瑞金被兩個前共產黨人李默庵、宋希濂占領，他倆是黃埔一期的早期共產黨員，‘三·二〇’中山艦事件后脫黨；14年零5個月零13天后，1949年4月23日，百萬雄師過大江，占領南京的人民解放軍第三十五軍軍長吳化文，是濟南戰役中起義的前國民黨軍官。還有，國民黨高級將領吳奇偉，紅軍長征兩萬五千里，他在后面追了2萬余里；1949年，他站在天安門觀禮臺上，共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

　　“傳統史書的寫法是，歷史事件按時間順序一一記錄，看似很滿，但它不跳躍，不會從1934年、1935年一下子跳躍到1949年。就拿我上面說的4件事情來說，時間上不挨著，就往往被拿來單說。為什么不聯系一下、對比一下呢？為什么不在‘吳奇偉追襲2萬余里’之后加一句‘1949年10月1日他出現在天安門觀禮臺上’呢？只要加這一句，別的不用多說，就像國畫當中的‘飛白’，那會激起讀者多少想象和感慨，能夠感受到歷史的報復，也能夠感受到歷史的眷顧。如中山先生所說：歷史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

　　“也許我是研究戰略的，和史學家看歷史的方法不大一樣。在我看來，歷史的一些細節是可以省略的，但某些細節絕對不能省。

　　“再講另外一件讓我很受觸動的事。我在2006年參加了中美首次聯合軍演，到達夏威夷后，我提出要去看看張學良的墓。當我看到那塊除了姓名和生卒之外任何記錄都沒有的墓碑時，很驚訝，為什么不去豎個豐碑，刻一篇長篇大論的碑文呢？疑問之后又生出感慨：真正的大人物需要碑文來證明嗎？是非功過不全在‘張學良’這三個字里面了嗎？在我看來，那塊草叢中的張學良墓碑就是一個不能省略的細節。”

　　本報首席記者 江勝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