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有力量缺乏技巧 中國式打假何不改"糾假"

　　方舟子，1967年9月出生，本名方是民。福建人。1990年畢業于中國科技大學生物系，畢業后到美國留學，獲得生物化學博士學位。

　　在進行了一段時間的博士后研究之后，他放棄了科學研究，成了定居美國的自由職業者。

　　1994年，方舟子創辦了《新語絲》網站，從事文學和科普方面的寫作。2000年，網站開設“立此存照”欄目，專門揭露學術界的腐敗行為，使得他一下子名聲大噪。三年多來他揭露和參與的學術打假行動已經有300多起，而在這些年中，對他打假行為的爭論就一直沒有停止過。

　　人物檔案

　　媒體報道，2010年8月29日傍晚，“打假斗士”方舟子在北京住所附近遭2名男子襲擊，面部被噴不明液體，腰部被鐵錘砸中后“破皮出血”。北京警方已介入調查。

　　被稱為“打假斗士”的方舟子的“打假”活動這幾年很受關注，如最近的打工皇帝唐駿學歷造假事件等。他最新發表的言論是質疑“國學天才”不能破格錄取到復旦大學的一事，再次引發了輿論的熱議。

　　在譴責暴力的同時，本刊特約撰稿人王國華對這方舟子被襲事件，以及中國的打假事業進行了獨特的反思。

　　文\本刊特約撰稿 王國華

　　方舟子被打了。大家第一反應就是：“有人報復他”。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他得罪過太多人。為什么得罪人呢，因為他打假。

　　打假就該挨打嗎？當然不應該。打假是好事，是為民除害，是洗滌人類的生活環境。采取暴力方式反撲，已經觸及社會生活的底線，必須予以譴責和懲罰。方舟子打假十余年，可以說碩果累累。多少像唐駿之類的知名人士被他揭穿了畫皮，露出本來面目。想象一下，若沒有方舟子，泛濫于社會各界的造假風、吹牛風會惡劣到什么程度。方舟子和他的追隨者們當然不能根除這些東西，但有些人會因為方舟子們的存在而有所顧忌，有所收斂，這就是方舟子的貢獻。

　　不過在譴責暴力之余，我們也要反思打假本身。

　　方舟子的軟肋

　　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方舟子曾慷慨激昂地說：“有人說我偏執，這要看怎么理解，如果說做事認真叫偏執，那我就偏執了，而且還會一直地這么偏執下去。”

　　這可以看作是一個被激怒的普通人的宣示，也可以看作一個英雄的勇往直前，但方舟子的偏執的確存在。在方舟子的最重要陣地———新語絲網站上，有一份他親手制作的《中國不良記者名單》，他認為這些記者“一部分是槍手，‘妄圖造謠加害’，另一部分就是軟文寫手，專門給虛假產品搖旗吶喊。”瀏覽一下這份名單，會發現很多南方都市報系的人，其中鄢烈山、徐列等人赫然在列。我讀過鄢烈山寫的《警惕方舟子，理解方舟子》，只是一篇中肯的評論而已。連這樣的文字都被方舟子視為造謠，甚至將作者稱為“不良記者”，令人匪夷所思。而在方舟子被打事件發生后，鄢烈山第一時間卻在自己的博客里轉帖了《南方日報》的評論：《聲援方舟子便是聲援我們自己》。

　　對待經常合作的媒體是這樣，對待朋友亦如此。央視主持人柴靜在博文中說：“我和方舟子曾經因為干細胞研究一事，有過爭論。之前我們有過多次節目的合作，不影響他很激烈地批評我。”

　　在方舟子的被打對象中，有些并不都是像唐駿之類的明顯造假，甚至還存在很大爭議，方舟子便言之鑿鑿地將對方視為造假者與偽科學了。

　　在打假技術上，方舟子惟“科學”的馬首是瞻。科學當然是我們努力的一個方向，但有時候，還處在發展中的“科學”也許真的不一定能解決所有問題，方舟子激烈地反對中醫和全息生物學，他說“全息生物學在生物學界被公認為偽科學”，我對這些專業范疇的東西不是很了解，但直覺告訴我，此話說得太絕對了吧？誰能代表生物學界？如果我說“文學界公認古體詩不算文學作品”，是不是要挨炮轟？

　　有力量，卻缺乏技巧。這即是方舟子軟肋。

　　從“打假”到“糾假”

　　中國人重視情理。道理之外還講情感。而方舟子根本不講情面。他仿佛一個拔劍四顧的英雄，四面樹敵，八面威風。

　　我倒以為方舟子的處境是被逼出來的。他有點像當年的包公，只能六親不認，壯懷激烈。只要有一點點退讓，或許馬上就會前功盡棄，全面潰敗。尤其是，若時時處于拳頭、鐵錘的威脅之下，你是滿面含笑地把被打掉的牙咽到肚子里，還是橫眉冷對，以牙還牙？

　　在中國打假，如果不偏執，如何生存下去？

　　但是，難道只有以偏執對抗偏執，才能把打假事業進行下去？先不說“冤冤相報何時了”，如果一直以偏對偏，不是以人格對人格，以是非對是非，到了最后，往往就演變為以力量對抗力量，以惡對惡。直至從語言、文字的泥巴戰上升為肢體暴力。

　　到最后，遭受傷害最大的其實還是打假事業。當人們質疑打假的質量、公正性和真實性時，打假事業也就像澡盆里的孩子，連同臟水一起被潑掉了。

　　因此，我一直在思考，“打假”兩個字，是否可以改成“糾假”，由“打擊”到“糾正”，這不僅僅是一個字眼的變化，更是方式上的變化。彼此是糾正與被糾正的關系，并非要打倒誰，并非你死我活的戰斗。

　　糾假的內涵，起碼應該包括如下幾條：首先，提出證據要更謹慎些，慎下結論；不扣帽子。尤其應該杜絕“流氓、打手、騙子”之類情緒化的字眼；其次，給被揭露者以充分的、對等的解釋、辯論空間，尊重其人格；此外，不猜測被揭露者的動機，不把他們當作假想敵。

　　這不是自我束縛，更非鄉愿，而是自我約束。方舟子認為“真相不能附加任何前提，不能強制要求真相長著一張慈眉善目的臉”，但真相也不能長著一張兇神惡煞的臉，起碼，可以讓它面無表情。說到底，就是先要自己不偏執，才能糾正偏執，不一定設置與人為善的前提，但一定要設置不與人為惡的前提。

　　事實上中國之所以造假橫行，首先是體制上、制度上的缺陷。廣為高校師生詬病的核心期刊評級制度、論文發表篇數限制，以及對造假者懲處的力度偏低，等等等等，處處都在鼓勵造假。有人因此指責方舟子不敢對準作為根本的體制，而只是針對個人，“憑什么在潛規則面前，和尚摸的，我就摸不得？”但是，這些都不能成為造假的理由。最起碼，方舟子在用自己的方式凈化我們這個社會，一個個地把假糾正下去，自然能以點帶面地改善環境。方舟子的努力，功不可沒。

　　而恰恰這些體制的原因讓造假者似乎有點理直氣壯，一旦面對被揭老底以致身敗名裂的絕境，難免喪失理智，瘋狂反撲。此種境況下，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步步為營，理智追問，簡直也是自我保護的需要。

　　打假的中國式生存

　　以上說法，絕不是只給好人立規矩，放縱壞人。但打假事業要提成形象，要擴大格局，再上層樓，已經是刻不容緩的事。作為公眾人物，方舟子們已經踏上一條不歸路。他們要對自己所從事的事業負責，就不得不從某種程度地犧牲自己的性格，認同規則，以自身形象來提高“打假”兩字的含金量。

　　這，這既是適應國情的當下必然，也是未來社會的大勢所趨。且不談寬容與愛，起碼應該多講理性與謹慎吧？

　　或曰：刻意造假的人講理性了嗎？

　　答案很簡單：狗可以咬人，人不可以咬狗，但可以通過人的規則來懲罰咬人的狗。

　　因此，發生在方舟子身上的暴力事件，不應僅僅是暴力的高潮，也應該成為理性打假的開始。

　　《南方日報》評論《聲援方舟子便是聲援我們自己》中寫道：“即使許多時候方舟子的打假有擴大化之嫌疑，有不經調查隨意發布傷及無辜之可能，即使方舟子有時候面對批評針鋒相對，動輒將人列為黑名單，即使方舟子可能存在這樣或那樣的不足之處，但聲援方舟子便是聲援我們自己。方舟子以書生之言論引來暴力之鐵錘，這說明言論在中國是多么地具有風險，如果得罪了利益集團，誰也無法保證言者的生命安全。觀點可以不同，可以針鋒相對，但我們起碼應當有一定的底線共識：反對暴力，弘揚法治，尊重規則。”

　　所以目前最重要的，首先要做的是懲處暴力。在此基礎上，再談提升打假的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