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考證《紅樓夢》:弄清“著者”和“本子”

　　隨著新版電視劇《紅樓夢》的播出，眼下似乎頗有點“開談不說《紅樓夢》，縱讀詩書也枉然”的感覺。然而，“開談”不朽的文學巨著《紅樓夢》，不能不提新紅學的奠基人胡適——正是胡適和新紅學派使《紅樓夢》還了“深刻地反映這個時代的本質”的真容。

　　在胡適之前，“咸（豐）同（治）以來，紅學大盛”，但那時的“紅學”，并未視研究《紅樓夢》為一門嚴肅的學問。眾多“自相矜為紅學”的人，除了脂硯齋、畸笏叟等人，大多只是算《紅樓夢》迷。真正對《紅樓夢》賦予研究意義的是王國維，不過他研究的著眼點是哲學和美學。

　　咸同以來的紅學，稱為舊紅學，又叫“索隱派”：熱衷對號入座，探究《紅樓夢》中的人物“隱”的是現實生活中的誰，如胡適所說，“做了許多《紅樓夢》的附會”。如王夢阮在他的《紅樓夢索隱》中說《紅樓夢》“全為清世祖與董鄂妃而作，兼及當時諸名王奇女”，把賈寶玉說成是清世祖福臨，說林黛玉是董鄂妃。后經孟莼蓀考證，董鄂“死，年二十八歲，而清世祖那時還是個十四歲的小孩子”，王夢阮的無稽附會，不能自圓其說。到蔡元培在他的《石頭記索隱》中，則說《紅樓夢》是寫清康熙朝的政治小說，著眼于“排滿”。稱賈寶玉是康熙第二子允礽，林黛玉是清初學者朱彝尊，王熙鳳是余國柱云云；還有人說《紅樓夢》記的是納蘭性德的事，不一而足。

　　胡適于1921年寫的《〈紅樓夢〉考證》，另辟蹊徑，開宗明義：“我們若想真正了解《紅樓夢》，必須打破這種牽強附會的《紅樓夢》謎說！”胡適開創的新紅學的宣言和綱領是“我們只須根據可靠的版本與可靠的材料考定這書的著者究竟是誰，著者的事跡家事，著書的年代，這書曾有何種不同的本子，這些本子的來歷如何。這些問題乃是《紅樓夢》考證的正當范疇”。胡適果真考證清楚了“著者”和“本子”，《〈紅樓夢〉考證》成了新紅學的經典。

　　胡適論定“《紅樓夢》明明是一部‘將真事隱去’的自敘的書”。這“自敘傳”說，得到魯迅的支持，稱其“實是最為可信一說”，并將這一論定寫進他的小說史專著《中國小說史略》。后經胡適弟子俞平伯等人的潛心研究，此論遂成定論。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一場聲勢浩大、云譎波詭的批判胡適運動席卷全國。那個時代，胡適被認定為“反動”學者，這場沒有學術科學含量的大批判的結果可想而知——徒把八大卷二百多萬字的《胡適思想批判》一書，作為一面鏡子留給歷史。值得玩味的是，昔日與胡適學術爭論的對手梁漱溟、章士釗等人，不肯對胡適落井下石；最有學術實力與胡適一搏的陳寅恪，也恪守文人的良知，在批判老友胡適的滔天大浪前，勇敢地選擇了沉默。打倒胡適這個人容易，戰勝胡適的學術科學很難。遠隔重洋的胡適，對這一切冷眼旁觀，甚為失望地說：“板眼太死，腔調太陳舊”，“沒有絲毫的學術價值可言”。批判胡適之后，接著是胡風被捕，繼而是反右，最后是“文革”，知識分子在一系列的思想整肅中，不僅談“胡”色變，有些人包括批胡適的都已在劫難逃。《紅樓夢》研究，便更多地停留在政治層面上，這無疑限制了研究者的才智和想象力。

　　歷史在遠處，對湮沒于歷史，蓋棺已近半百的胡適，若重生再臨，怕不可能。但隨著改革開放，對胡適的評騭漸近客觀。對讀者來講，通過閱讀胡適被多年禁錮現又開禁的著作，在感受他的睿智和他文字中洋溢的文化情懷的同時，會發現，胡適不是“神”，也不是“鬼”，是個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理性，有成功有失敗，活生生的一個學人，一位曾經的文化學術界自由主義群體的精神領袖。他的精神遺產是屬于資產階級現代文明及其價值觀的一部分。這是歷史造成的局限，也是胡適的局限抑或是悲劇。

　　胡適曾很有自知之明地說過：“我的相很難畫。”何故？“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王安石）。但在胡適去世時，也有人送過這樣一副挽聯：“先生去了，黃泉如遇曹雪芹，問他紅樓夢底事；后輩知道，今世幸有胡適之，教人白話做文章”。

　　我們在觀看新版電視劇《紅樓夢》和閱讀《紅樓夢》的過程中，其實也是在漸漸走近真實的胡適……

    汪兆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