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明園：痛楚記憶與超越想象

　　我還清楚地記得我通過影像看到圓明園而感到的巨大的震撼。

　　這是在1981年，我在北大的大食堂觀看電影《沙鷗》。在這部電影里，女排運動員沙鷗面臨著男友突然離世和自己職業生涯的危機，在圓明園遺址的大水法附近徘徊，也是在中國的歷史和今天之間徘徊。在這里，她從歷史中汲取了力量，獲得了歷史賦予的新的信心和自我認同，使她超越了消沉和苦惱，最終做出了人生的選擇。

　　具體的故事在今天的記憶中已經斑駁，但圓明園的斷壁殘垣下，孤獨女性對于自己人生的思考和感悟卻讓我終生銘記。

　　其實，我的家就在離圓明園不算太遠的海淀區魏公村，小時候就曾經許多次來到那里。1980年，進入北大念書之后，更是和圓明園近在咫尺，時常到那里散步。雖然也能感受到歷史的積淀，但卻沒有在電影里看到的圓明園那么震撼。在電影里，圓明園所具有的歷史感的凝聚，其實比我們在現場感受的更加強烈，這是一個“陌生化”效果的典型例子。

　　此后，無論是李翰祥的電影《火燒圓明園》，還是當時出現的圓明園詩派，或二十世紀90年代出現的圓明園畫家村都是引人矚目的。可以說，圓明園的記憶在現代以來一直存在，但其巨大象征意義的真正建構，是在二十世紀80年代最終完成的。

　　8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一種強烈的落后感，一種需要奮進追趕的焦慮感都是通過對“圓明園”的表現來展開的。圓明園是一個直截了當而又充滿了豐富意涵的象征，它既象征著中華民族沉重的歷史積淀，又最深入地象征著中華民族在近代以來所遭遇的挫折和困擾。它強烈地象征著中華民族在記憶深處的“悲情”，而這種悲情在我們開始走向一個新的“中國夢”的起點的80年代，有著不可忽視的強烈影響和沖擊。

　　它昔日的輝煌印證了這個偉大民族曾經的強大和興盛，它毀滅后的遺址則見證了一個民族曾經難以逃避的屈辱和失敗。這些，都以“大水法”遺址作為最具震撼力的現實“存在”。在這里，存在的遺址是我們歷史傷口最深刻的記憶，而超越這悲情還需要一個社會的共同努力。

　　于是，80年代以來對于圓明園的重修和重建，以及追尋海外流散的圓明園遺物等等，都成為了中華民族對于自己近現代歷史的傷痛超越的努力，也是我們每一個個體為之努力的“中國夢”的一個部分。尤其是新世紀以來，伴隨著中國崛起的歷史進程，圓明園更加成為了我們對自己身份新的期許和希望的一部分。

　　我們追尋“獸首”，期望圓明園流散海外的文物的重歸，或是有許多人期望重建一個完美的圓明園的努力，雖然有諸多爭議和探討，但都是要見證一個民族撫平傷痛，超越痛苦，走向新的歷史境界的一種努力；這也是一個民族從自己是世界歷史“邊緣”的他者的形象，走向新的深深綴入到世界之中的關鍵性的“構成”的歷史的一部分。

　　“中國夢”有其歷史的根源，圓明園的痛楚正是這一夢想在歷史中的源頭，它象征著中華民族一百多年歷史的失敗，是痛楚的記憶；但今天我們重新讓圓明園回歸歷史，其實也是超越悲情，建構新的想象的努力。

　　有時候，懷舊并不是一種沉溺于過去的消極狀態，反而是積極面對未來時尋找自己的歷史根基的努力，在這中間，我們尋找記憶的片段，讓它們給今天和未來一個依據和理由。這是圓明園不朽的意義。雖然具體的事情會有爭議，但圓明園所具有的象征性意義和價值，已經成為我們集體記憶的共同部分。

　　這是歷史，也是今天，同時也蘊含著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