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戲劇生活始于天津 為《日出》接觸黑暗社會

1935年，《財狂》演出劇照，右二為曹禺。

　　20世紀20年代初，我進入天津南開中學讀書。南開中學每到校慶和歡送畢業同學時，都要演戲慶祝，成為一種傳統。我大約在15歲時就加入了南開新劇團，演過很多戲。當時的風氣，男女不能同臺。我在中學時多半扮演女角色。我演的頭一個女主角戲是易卜生寫的《國民公敵》。那時正是諸玉璞當直隸督辦，正當我們準備上演時，一天晚上張伯苓得到通知說“此戲禁演”。

　　原來這位直隸督辦自認是“國民公敵”，認為我們在攻擊他，下令禁演。等他倒臺后，此戲才得以演出，很受歡迎。

　　1928年10月公演了易卜生的名劇《娜拉》，由我扮演娜拉。后來我演《新村正》，這是南開新劇團自己寫的劇本，故事情節我忘了，記得我還改寫過一遍，那時我已上高中，不是男扮女角，而是男女合演了。

　　南開新劇團經常介紹外國戲，有的加以改編，成為中國可能發生的故事，人物也都中國化了，但主題思想不加更改。這樣做，是為了適合我們的舞臺條件和觀眾的接受能力。如我改編過17世紀法國偉大喜劇家莫里哀的《吝嗇鬼》（即《慳吝人》）。戲名改為《財狂》，由我扮演主角。《財狂》在南開瑞庭禮堂公演，轟動了華北文藝界，天津《大公報》還出了紀念特刊。

　　南開新劇團對我的影響很大。我原想學醫，兩次投考協和醫學院，都沒考上；后來考入南開大學學政治，但是學不進去。在南大和以后在清華大學時，我得到圖書館的許可，可以進入書庫，在那里瀏覽較廣，從有關先秦哲學的簡單著述，到淺近的有關馬克思學說的書，更多的是讀中外文學和戲劇書籍。由于南開和清華大學的環境，我得到一些知識。南開新劇團的活動，啟發了我對戲劇的興趣，慢慢離開學科學的打算，終于走上從事戲劇的道路。

　　我很留戀青年時代在天津的這段生活。我從15歲至今天（72歲），一直從事戲劇工作。南開新劇團是我的啟蒙老師：不是為了玩，而是借戲講道理。它告訴我，戲是很嚴肅的，是為教育人民、教育群眾，同時自己也受教育。它使我熟悉舞臺，熟悉觀眾，熟悉應如何寫戲才能抓住觀眾。戲劇有它自身的內在規律，不同于小說或電影。掌握這套規律的重要途徑，就是舞臺實踐。因此，如何寫戲，光看劇本不行，要自己演；光靠寫不成，主要在寫作時知道在舞臺上應如何舉手投足。當然劇作家不都是走我這樣的道路。

　　體驗生活是近來才有的詞，我寫《日出》、《雷雨》當然也得體驗生活。

　　這兩個戲的故事情節都是我天天聽得見、看得到的親戚、朋友、社會上的事。

　　有人說《雷雨》的故事是影射周學熙家，那是無稽之談。周家是個大家庭，和我家有來往，但事件毫無關系，只不過是借用了一下他們當年在英租界的一幢很大的、古老的房子的形象。寫魯貴的家，取材于老龍頭車站（東車站），一道鐵道柵欄門以外的地方，過去，那個地方很臟。《雷雨》的劇本最后是在清華寫完的。

　　《日出》一劇，事情完全在天津，當然和上海也有關系，如寫交際花一類的事。地點也可以說基本是在天津惠中飯店，另外是南市“三不管”一帶的地方，那里有很多妓院。翠喜、小東西是確有其人的。妓女們的心腸都很好，都有一肚子苦水。我不敢獨自到那些地方去。當時的天津是暗無天日的地方，動刀殺人，無奇不有。我是由朋友帶去的，讀書人跑到那里去，很不容易。

　　我接觸了許多黑暗社會的人物，慢慢搞熟了，才摸清里邊的事。不過很難。

　　《日出》中砸夯，是天津地道的東西。工人是很苦的，那時蓋房子、打地基，沒有機器，一塊大鐵餅，分四個方向系繩，由四個人用力舉起，然后砸下，一面勞動，一面唱，節奏感很強，唱起來也滿有勁。他們唱的都是一段段故事，也有即興打趣的內容。我一看就是兩三個小時，寫在《日出》里的夯歌，是我自己編的詞。

　　天津的話劇活動并不只是南開中學一家活躍，很多中學都在演戲，匯文中學、新學書院，還有一個外國的女子學校都在演。黃佐臨是新學書院院長，他是很有名的戲劇導演，他的女友丹妮用英語演莎士比亞的《如愿》，由他親自導演，還請我去看過。

　　天津的話劇運動在“五四”以前就開始了，周恩來同志就是當年南開編演新劇的積極分子。1915年南開學校十一周年時，他參加演出新劇《一元錢》，獲得很大成功。我比周恩來小12歲，在學校時沒有見過他的面。后來我聽說鄧穎超同志也演過戲，我看見過她扮演男角色的照片。那時南開中學男生扮演女角，女中部是女生演男角，男女不能同臺。再早的時候，革命黨人王鐘聲，1907年在上海組織新劇劇團春陽社，上演《黑奴吁天錄》，1909年帶領劇團北上，曾在當年日租界下天仙戲院演出《愛國血》、《秋瑾》、《徐錫麟》等愛國的、反帝反封建的、反袁世凱的戲。這些戲都是劉木鐸編寫，由王鐘聲導演，極受觀眾歡迎。這是天津最早的話劇運動。后來王鐘聲被袁世凱的親信張懷芝殺害。

　　天津是革命話劇發祥的地方，對戲劇發展很有貢獻。當初搞話劇運動資料的同志們不知道北方也貢獻不小的力量。周總理曾經一再對我談，要把天津和北方其他各地的早期戲劇運動寫上去。都怪我太忙了，沒有做。現在天津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注意到這個問題，是很好的。周總理也和戲劇家鳳子談過：“為什么北方這么重要的戲劇活動一點都不談呢？”天津造就了很多人才，天津話劇運動的貢獻是值得一提的。

　　曹 禺（摘自《中國話劇先行者張伯苓、張彭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