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羅：別把諾貝爾獎當回事

　　別把諾貝爾獎當回事

　　從赫塔·米勒《赤足的二月》讀到這么幾句話：“世界躺在一個朋友的死亡上。像時光一樣逝去的東西不會變成生命。大地臥在腳下。我走在上面。時光會有皺褶。我會變老。”感覺十分熟悉，好像以前在什么地方讀過很多遍。

　　我試著將這幾句話分行排列，才從詩歌形式中認出它來：

　　世界躺在一個朋友的死亡上

　　像時光一樣逝去的東西不會變成生命

　　大地臥在腳下。我走在上面

　　時光會有皺褶。我會變老

　　我終于知道了，我從中國作家的作品中，無數次讀過這種修辭技巧和句式。我私下里把這些作品命名為翻譯作品，不曾認真對待。當我從200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這里讀到同樣的詩句，我似乎有點為中國詩人不服氣。成天哼哼唧唧涂畫這種詩句的詩人，在中國少說也有十來萬。這些文學青年在寫了十來年之后，往往改行到非洲做石油生意去了，到俄羅斯搞內衣貿易去了，到浙江的鞋廠做皮鞋去了，到云南麗江開旅店去了，或者就在北京折騰著文化公司之類，誰也沒把他們的作品當回事，誰也沒把這些名不見經傳的作家詩人放在心上。

　　可是人家赫塔·米勒修成了正果，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全世界的讀者尤其是中國讀者不能不把她當回事。何況她的得獎原因是她的作品“兼具詩歌的凝練和散文的率直，描寫了一無所有、無所寄托者的境況。”

　　赫塔·米勒從眼光到文筆，都讓人聯想到癔病患者。她的目光恍恍惚惚，搖曳不定，無法凝聚，就像卡夫卡的目光那樣。可是卡夫卡的目光讓人一看就同情，就覺得有責任疼他、保護他。而米勒的目光讓人一看就有點恐懼，甚至有點厭惡。她的文思和文筆也是那種閃閃爍爍的樣子，好像從來不敢正經說話，從來不敢正常說話。于是只好成天發嗲，一會兒模擬童話作家的筆法，寫些奇思妙想、天真爛漫的意象，一會兒模擬癔病患者，寫些神神鬼鬼、顛三倒四的句子。

　　在小說《那時狐貍就是獵人》中，她說：“針的媽媽是手指上正在出血的地方。針的媽媽是世界上最老的針，所有的針都是它生的。它在世界上所有縫紉的手上為它生出的所有的針尋找可以讓針扎的手指。咒罵可以讓世界變小，世界的上方懸掛著一個針塊和一個血塊。咒罵可以讓線團的媽媽帶著亂作一團的線窺視世界。”——這是多么顛三倒四的繞口令，要是一個文學青年這樣練習文字技巧，也許還能受到文學教師的表揚。可是一個世界級的作家老這么迷戀于蹩腳的繞口令，是不是有點什么毛病？難道非得把人的語言糟踐為夢中妖怪的語言，才能表現一個作家的深度嗎？

　　歐洲人種是一個長于謀劃和心機的種族。馬戛爾尼來一趟中國，雖然沒能跟乾隆爺要到土地，也沒談成生意，可是他偷偷繪制了中國各個口岸的地形圖，日后來中國打鴉片戰爭的英國海軍，就是憑借這些圖攻城略地的。普魯士傳教士郭實臘，以傳教作掩護，到中國沿海的炮臺一一偵察，繪制了詳細的防務圖，然后賣給英國人的東印度公司，還換得一份職位和薪金。這都是擅長世事、工于心計的典型。郭實臘的這位名叫米勒的女同胞，顯然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她成天處于夢幻之中，一輩子像個文學青年那樣寫些不著調的童話句子，或者像個巫婆那樣咕噥著世人無法明白的古怪腔調。

　　其實不只是她，自從一戰以后，用文學寫作的方式發瘋發嗲的歐洲人一代比一代多，那些令人費解的夢囈讓人覺得那些作者可能是另一個物種，他們不熟悉人類的日常生活，不知道怎樣說人話。

　　米勒是德國人，出生在羅馬尼亞，由于她的父親曾在希特勒的黨衛軍中服役，她一家在東歐社會遭遇著某種政治壓力，不過她受教育的權利并未受到傷害。1987年她三十多歲移居德國，以為由此可以獲得精神的解脫。可是移居到陌生社會以后，依然找不到自己的精神空間，她注定要孤獨、痛苦一輩子。她的個人身世的確令人同情，可是這也不是她不說人話的理由，而應該是她把人話說得更好的理由。中國的張愛玲也經歷過頗多磨難，可是她的作品始終是人話的一部分，她的眼神最多也就有點冷漠，不至于讓整個生命意志都癱倒在地上。

　　諾貝爾獎本來就是一個復雜的事物。它所表現的不僅是西方人的趣味和利益，而且包含著西方人的優越感和文化戰略。有人說米勒所寫的每一行字都是在回味羅馬尼亞的苦難。實際上這正是她得獎的原因。蘇聯和東歐早就趴下了，西歐人大獲全勝的喜悅感早就淡漠了。歐洲跟著美國當了半個世紀的跟班，如今美國在經濟上和國際地位上困難重重，讓歐洲跟著承受了許多苦果。往日窮困潦倒的亞洲、拉美正在呼啦啦崛起，更襯托出老大帝國的衰落。到哪里去尋找歐洲的優越感呢？用什么來維系歐洲的自信心呢？于是他們找到一位名不見經傳的東歐作家米勒，她的作品既然全都是用西歐人的視角，控訴東歐國家的集權、專制、黑暗，那不是最能幫助歐洲正統社會體驗到自己的偉大與高貴嗎？

　　在困難重重的金融危機中，歐洲人只好再一次消費東歐崩潰帶來的勝利感，以此抵消某種微妙的失落感。赫塔·米勒獲得2009年諾貝爾文學獎，就因為她的作品適合了歐洲人此時此刻的此種需求。

　　最近幾十年，中國的幾代文學青年患上了嚴重的鸚鵡病，天天泡在圖書館里，琢磨西方作品的結構、意象、語法、詞語和語氣，然后操起漢語跟著他們鸚鵡學舌。對于那些有幸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更是頂禮膜拜，日夜模仿他們的口型、腔調和音色。學來學去學了幾十年，很多人不但不會用中國話寫作，甚至不會用人話寫作，以至于閱讀他們的作品，總覺得是從外語翻譯過來的，而且翻譯者的漢語本來就沒學通。這種現象在詩歌界尤其嚴重，今天的中國，詩歌讀者還不如詩歌作者那么多。文學讓讀者倒胃口，讀者就只好敬而遠之。

　　散文家劉亮程寫到村子里人與驢的關系時說，驢有自己的事情和想法。咱們中國的寫作者其實也應該有自己的事情和想法，不必跟著一個遙遠的諾貝爾獎起哄，更不必天天期待它的冊封。千萬別把諾貝爾獎當回事，我們一定要知道那是歐洲人的游戲，它跟諾大的東方世界關系不大。袁隆平以雜交水稻為人類作出了無與倫比的貢獻，卻沒人給他頒布一個諾貝爾和平獎之類，甘地號召印度人民不要用暴力方式、而是用和平方式反抗西方殖民者的奴役，他為幾億人民爭取著獨立與尊嚴，也無法獲得和平獎。一個名叫戈爾巴喬夫的人把蘇聯搞垮了，歐洲人迅速把諾貝爾和平獎送到他手里。最好玩的是奧巴馬，一登上美國總統的職位，什么也沒做，就喜獲諾貝爾和平獎。不知這是歐洲人對這位美國掌門人的期待、鼓勵還是諷刺？

　　由和平獎的極度復雜，不難推想文學獎也簡單不了。我們最重要的既不是按照諾貝爾獎的需求寫作，也不是搞清楚它究竟復雜在哪里。我們最重要的是意識到什么是自己的事情。只有意識到了什么是自己的事情，我們的內心才會踏實，才不至于天天嗷嗷嗒嗒跟著別人鸚鵡學舌。要是我們的文學創作都圍著諾貝爾獎的指揮棒打轉，“中國文學”恐怕遲早會從地球上消失？

　　無論是為了欣賞還是為了模仿，不是非得以西方作家為標準，尤其不可把他們看做唯一標準。要說優秀作家，中國也不是沒有，而且為數不少。詩人中的北島、多多、黃翔、海子等等，小說家中的莫言、賈平凹、劉震云、余華、王安憶、韓少功、金庸等等，散文家中的劉亮程、史鐵生、汪曾祺等等，都是很優秀的作家。他們每個人都很注意從包括西方文學在內的古今中外文學資源中汲取滋養，寫的是自己的事情，表達的是自己的想法，表現出來的美學特征也是從這片泥土中生長出來的。

　　并不是得到諾貝爾獎的作家才值得我們關注。我們得有自己的趣味、自己的眼光、自己的評判標準和評判權，我們得學會自己發現并認定偉大作品和偉大作家。

　　摩 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