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作者特里爾:中國是個偉大的實驗室

羅斯·特里爾近照。

▲周恩來和惠特拉姆等在人民大會堂的合影。

�９�沫若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上親筆簽名。

　　《毛澤東傳》作者特里爾和中國有著不解之緣。

　　1964年他第一次踏上中國的土地,從此與中國開始了一段激情澎湃的故事。《我與中國》正是他和中國故事的見證。本書既有對中國政壇風云人物的生動刻畫,也有對中國普通民眾生活的娓娓講述,涉及的人物上至國家領導人、文化名流,下至工人、農民、普通知識分子。

　　全書時間跨越達四十余載,在一個西方人的眼中,展現了新中國一甲子的發展歷程,為廣大讀者打開了另一扇了解中國之窗。作者還借助自己中外交流使者的身份,對作為時代背景的國際關系格局從緊張的冷戰關系發展到世界一體的全球化時代作出了客觀的、批判性的分析,并作為親歷者講述了幾十年間世界政治舞臺的風云變幻,中美、中澳關系的峰回路轉。

　　《我與中國》是特里爾專門為《毛澤東傳》的授權出版方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獨家撰寫的,此次出版乃是全球首發,中國讀者可以近水樓臺,一睹為快。

　　編者按：

　　羅斯·特里爾出生于澳大利亞,后加入美國國籍,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他目前的官方身份是華盛頓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公共政策學者。實際上,他是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他也是基辛格、費正清的學生。他的《毛澤東傳》是西方數百種毛澤東傳中最受推崇、最暢銷的作品之一。因為這本著作,他被中國人民所熟知。近日,他的新作《我與中國》及修訂后的《毛澤東傳》在中國出版發行。本報記者通過郵件采訪了特里爾教授。

　　●中國是一個偉大的實驗室,充滿了故事

　　記者:您的《毛澤東傳》曾經在中國產生巨大的反響,請問您在寫作這本《我與中國》的過程中,與當年寫作《毛澤東傳》時相比,您個人的哪些看法,發生了較大的轉變,甚至是徹底顛覆?

　　特里爾:自我60歲之后,我不再像過去那么天真,變得更加成熟、更有經驗。我曾經以為明智的政治領導人能夠解決所有問題。這是不正確的。活躍的社會氛圍,市場經濟,自由流動的思想———是這些在孕育解決方案。當然,確切地說,他們都不是什么真正的“解決方案”,而只是“生活的片段”。正如神學家普勒·泰利奇(PaulTillich)說過的,生活于真實的碎片之中,好過擁抱一個烏托邦的幻夢。

　　記者:根據您的觀察,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毛澤東在西方的形象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特里爾:在西方,除了在一些高校之中,毛澤東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力已經減弱,但他在世界政治中的個人地位仍然是得到尊重的。首先他敢于直面美國,然后,他又頂住了來自前蘇聯方面的壓力。他把世界格局從“兩極對抗”變成了“三足鼎立”。他幫助摧毀了前蘇聯集團,鞏固了中國的統一。這些都是他對我們世界產生過的重大影響。

　　是的,一些年輕的中國人對毛澤東時代的種種象征不屑一顧。站在他們的角度上說,也許我也會這么干,但是把這種現象籠統歸結為對毛澤東時代的失憶并不是答案。取笑可以,但前提是首先要了解它們。在井岡山,一些游客把沒點燃的香煙拋到毛澤東的老木床上,紀念這位喜歡抽煙的昔日領袖。在上海的百貨公司,我看到毛澤東被打扮成一個身著綠色絲綢的睡衣模特。但是,這些和嚴肅的政治歷史研究是截然不同的,不要把毛澤東僅僅推入民俗學范疇,這等于漠視歷史當中曾經存在過的罪惡和痛苦。

　　記者:您在序言里也提到“完全了解中國是不可能的”,那么您為什么選擇中國作為一生寫作的主題?

　　特里爾:我選擇了中國作為書寫主題,最初是因為命運的偶然性把我帶到中國,那時我還只是一個四處游歷的年輕人。其次,由于中國是一個偉大的實驗室,充滿了故事,無數的細微玄機,足以讓一個西方人想要一窺究竟,深入了解。

　　記者:事實上,您在寫作《毛澤東傳》以及《江青傳》的過程中,受條件所限,并不可能與傳主本人直接接觸,怎么樣避免個人經歷、主觀感受、二手材料可能帶來的認知上的偏差?

　　特里爾:是的,我的確置身于我筆下的主題之外。許多有關毛澤東的材料都是二手的。

　　因此,我們只能仔細鑒別材料,我們必須做到誠實以對,“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我們運用想象力,去揣摩毛澤東思考問題的框架和作出決定的方式,但絕對不是憑空捏造事實。對于筆下之人,我們不可能做到“完全理解”,甚至包括對我們自身的生活和死亡也不能夠。但是,我們卻可以從已知的部分推導出未來。同樣的,我也可以從真實的所知所感出發,完成這本《毛澤東傳》。其中最關鍵的一點,便是要嚴格地審核你的主觀構想是否符合客觀事實。

　　●如果我是中國人,就不能客觀地描寫毛澤東

　　記者:在中國讀者當中,如果列舉20世紀“外國人眼中的中國”這一書系,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和您的《毛澤東傳》都必然是位居前列的經典,那么您對斯諾的作品有何評價?

　　特里爾:我很佩服斯諾的理想主義,他渴望投身中國,并堅信中國對于20世紀全球動向舉足輕重。但在我看來,他沒有把所有的事實和盤托出,他并不想知道埋藏在表象之下的是什么,他是一個熱衷革命的、片面的記者。我不希望出現這種情況,我要的是理性與仁慈。

　　記者:我看到您自己寫過一句評論:如果我是中國人,我不可能冷靜地寫完《毛澤東傳》、《江青傳》。您認為成為一個好的傳記作者必不可少的條件有哪些?

　　特里爾:首先,你得深入傳主的內心,你不必贊同他們所作的事情,而是要明白他們為什么會這么做。對于一本政治人物的傳記來說,你也需要明白世界的真實狀況。現實世界并不是圖書館里的世界。毛澤東身上特別打動我的一點就是,他集理論家和實干家于一身。毛澤東曾經要前外交部副部長王海容讀《圣經》,看到對方非常震驚,毛澤東解釋說:“先深入它,然后再出來。”深入一個偉大的人物的內心,然后再出來———即使你對于你的發現持有異議———這也比遠離事實真相好得多。

　　記者:您曾經與周恩來、郭沫若接觸過,在書中還多次提到梁漱溟等文化名人,您對他們有何評價?您對中國當代作家的作品感興趣嗎?

　　特里爾:郭沫若人不錯,很有魅力,對我也很好,但我不佩服他。他和權力靠得太近。我佩服周恩來的忠誠,同時也佩服他出于理智,為了中國人民,曾經試圖對毛澤東的個人權力加以約束和限制。在中國當代小說家中,我覺得王朔的作品很有意思,《上海寶貝》也很耐人尋味,盡管書中的世界與我本人相距甚遠。

　　●費正清和基辛格是完全不同的人

　　記者:您有兩位舉世聞名的老師,基辛格先生和費正清先生,請問您與他們的交往過程,為您的寫作帶來的最重要的影響是什么?

　　特里爾:費正清既是我的導師,也是我的庇護人,1970年在他的幫助下,我得以執教于哈佛大學,他是一個善良、忠誠的人,在我眼中,他主要是一個教育家,而不是一個思想家,他在美國作了許多有關中國的研究。基辛格不會像費正清那樣去幫助別人,他的目光被權力牢牢吸引。但是,基辛格是我認識的人當中真正稱得上杰出的人之一。從他那里我了解到,當任何一方勢力都沒有機會或者足夠動機去發動戰爭的時候,和平不是來自于良好的意愿,而是力量的均衡。即使在今天,也很少有人明白這一點。

　　南方日報記者 郭珊(本文未經羅斯·特里爾先生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