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巖松的不惑之惑：權是中性詞,看你拿它怎么用

　　幸福并未隨著你得到的東西如期而來

　　記者：十年前您出版了《痛并快樂著》，書名是一種很肯定的狀態。十年之后在不惑之年，您出版了《幸福了嗎？》，書名卻表達了一種疑問和困惑，十年之間從肯定到疑惑，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變化呢？

　　白巖松：我覺得十年前這種堅定，既是屬于我自己，也屬于周圍的環境。那時候我剛剛過了三十而立的狀態，電視也只做了七年。痛苦也好，快樂也好，都非常直接、具體。又是十年過去了，我覺得并不是因為感受遲鈍了，是更敏銳了，那么能夠確定的東西反而不像十年前那么明確了。我發現歲數越增長，其實惑的東西更多。《幸福了嗎？》這本書光封面跟封底就有四個問號。

　　寫一本書當然不僅僅是寫自己。這本書我不過透著自己寫這十年，這個時代，包括寫你。所以我最高的期望就是，有人問我：“你期望我們在這本書里能讀到什么？”我說：“讀到你自己。”

　　記者：那么在您看來十年里這個時代有什么變化？

　　白巖松：十年前的時候，中國依然處于一個初步完成物質目標的年份。而到現在，改革走了32年，有些東西我們已經得到了，但是你原來期望的那種幸福并沒有隨著你得到的東西如期而來。

　　十年前中國是一個追趕者，現在已經追到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了。我在為節目寫講稿的時候也談到：為什么中國成為世界第二之后我們沒有看到欣喜若狂？沒看到所有人的驕傲？從2000年到現在又一個十年過去了，一定會有相當多的人認為，那就是一個數字。世界第二并不能跟我們每個人的笑容和幸福掛鉤。我自己發明一個詞，似乎到了一個時代的“折返點”，你要重新回去尋找一些東西。從個體來說會想：我開心么？幸福么？對于一個時代來說更大的命題就是，我們究竟要什么？

　　中國過去所有的目標都是能用數字衡量的，而溫家寶總理提出的“尊嚴”，是第一次提出了一個明確的、沒法兒用數字衡量的目標。它跟每個人的幸福有關，跟民主自由、體制改革、環境、腳步慢一點等等緊密相連，這就是“折返點”。我的書很明確，當我確定了“幸福”和“信仰”兩個字之后，就有底了。

　　記者：那你覺得幸福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呢？

　　白巖松：我們曾把開心、刺激、舒服、得到等欲望的滿足當成了幸福，但后來發現不是，它只是幸福的碎片。我覺得幸福必須是整體的、抻長的、平靜的、有安全感的，內心有感恩的感覺。有幾個人敢跟我說他擁有持續的平靜和安寧？享受生命中的一切細小的開心和快樂？有信仰？這是我自己的困惑，作為一個新聞人，這也是一個時代的命題。

　　記者：那么幸福一定與信仰有關嗎？

　　白巖松：我總是隱隱地覺得兩者是有關系的，而且是成正比的。但是請注意，我在中國談的信仰并不僅僅是宗教，因為中國千百年來的信仰也不是用宗教作支撐的。中國是儒釋道雜糅，然后變成爺爺奶奶的故事、唐詩宋詞、行為舉止等雜在一起變成的信仰，信仰的標志就是有敬有畏。現在大家沒有底線，所以奶粉里會有三聚氰胺，寶馬車撞孩子后會把車倒回去軋幾遍。所以現在必須去重新建立信仰，但中國人的信仰是什么？大家各找出路，有人就找大師那兒去了，有人找到人民幣那兒去了，還有權。

　　權是一個中性的詞，看你拿它怎么用

　　記者：說到信仰，我在網上看到有人這樣認為：信仰并不是一個不好的話題，但是現在談信仰像是都市里高高在上的精英一族的閑愁，當你處在一個有利的地位，一切都得到了，什么都不缺的時候，開始熱衷于對別人談信仰。你怎么看待這樣的說法？

　　白巖松：社會上一定會有一些人，不管是在精神還是物質的層面上先獲得的，如果他們只滿足于做一個既得利益者，不管別人，請問這樣的既得利益者有什么意義？歷史當中一代又一代這樣的人都是如此，他革了舊時代的命，然后又被新時代的人革了他的命，那就是因為他屁股決定腦袋，只為自己著想。假如有精英這個群體，那他就該干的是引領者的事。

　　也有人這樣問我，我們在現實中還存在著很多困難和問題的時候就談信仰，會不會有繞道而走的意思？其實我在書里回答了，你要是奔向哪兒的途中，不是伴隨著尋找信仰的過程來確立方向，你依然會走歪的。有的人會打著所謂信仰的旗號去干著滿足個人利益的事情，所以信仰不僅提得不早，而是太晚了。

　　記者：很多人覺得談不談信仰都是有話語權的人在決定的事情，作為一個擁有話語權的人，你會怎么看待這個權利呢？

　　白巖松：我在書里也談到，權就是一個中性的詞，看你拿它怎么用。很多人會覺得話語權是一種高高在上的權利，可是你以為這是在為自己談嗎？其實當你在提倡、尋找這些東西的時候，也是在為沉默的大多數去尋找。誤解永遠會有，很正常。

　　記者：實際上網絡上很多人也在討論這類話題，不少人認為聲討不法行為、追問名人捐款等熱貼的出現，都是民間自發的信仰和道德重建的表現，您怎么看待這種來自民間的聲音呢？

　　白巖松：總有人跟我說網絡有魔鬼與天使的兩面，即使我在網絡上“被自殺”過，我也依然要捍衛網絡天使的這一面。當更多的草根、沉默的大多數擁有話語權，他可以沒道理，誰說一個人說的話非要有道理呢？人有說錯話的權力，這樣真話才能被捍衛。網絡上有價值的聲音是需要辨別的，但這是民主的重要開始，而且是中國民主的重要訓練。另外，當更多的人提出道德重建的時候，我們也別全信，因為很多人對別人要求是很高的，對自己要求是很松的。所以真正的重建需要從自己開始。

　　記者：人有說錯話的權力，你說錯過話嗎？

　　白巖松：在不同的人的眼里，我的話對錯是不同的。同樣一句話，兩個不同的判斷標準就是兩個結果，我拿哪個標準來回答你？我們真正怕錯的是屬于新聞事實的問題。

　　你只能保證你說出去的是真話

　　記者：據說你在進入電視業的時候曾給自己寫了一個座右銘“說人話，關注人，像個人”，十幾年過去了，這個信條遵守得如何？有沒有什么變化？

　　白巖松：十七年前我們這撥人創辦《東方時空》，在那個時候這九個字很重要，因為要改變一套話語體系，要說人話，不是空話套話。如果現在還扛著這九個字的話，那是中國新聞界的恥辱。當然，過去了十幾年，不意味著中國新聞界或者說整個社會都開始說人話了，不意味著不該確立新的目標。2008年我四十歲，我提出“捍衛常識、建設理性、尋找信仰”。我只能說給我自己，當然它絕不僅僅屬于我自己。

　　記者：主持人也許是最有可能遭遇說空話、套話、奉承話的，這會對你形成困擾嗎？

　　白巖松：對不起，請告訴我這17年我哪些時候說的是空話、套話和假話？你認為你沒說過空話和套話嗎？換一種說法可能是準確的：不是所有的真話我都說了，但是我說的都必須是真話。做了17年的主持人，所有的稿件都是我自己寫的，說哪些話都是我自己決定的。關于空話、套話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你真心說的話他覺得是空話。有一天有人給我發了短信：請問你每天說的話里有多少是假話、言不由衷的話，真話占多少比例？我這么回的：我對這種憑想象而臆造出來的假問題毫無興趣，玩左或玩右一樣的可笑和可恥。

　　記者：像你這樣善于應對、善于表達的一個人，會不會有無語的時候呢？

　　白巖松：我經常無語啊。你想說的真話并不能夠都說出去，你只能保證你說出去的是真話，這本身就是一種無語的狀態。但無語之后有兩個方向，一個是放棄，還有一個就是如何讓自己下一回有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