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開放，不要“圓明園式的開放”

　　■ 觀察家

　　僅就圓明園本身而言，一點也不“閉關鎖國”，可所有這些開放，卻都是為了皇帝，而非民眾，這樣的“開放”，是一種與國家、民族利益根本脫節的、虛假的“開放”。

　　10月16日是圓明園罹難150周年，今天的中國人，大多已將圓明園遺址當做警醒的標志，國恥的象征，將圓明園的毀滅和國家命運聯系起來。

　　然而，150年前的中國人卻并非如此，就在維克多·雨果奮筆疾書、痛斥其同胞野蠻行徑的同時，大清國的官民們卻似對這座園林的被毀相當默然。第一個向逃亡熱河的咸豐皇帝上表要求勤王的封疆大吏袁甲三，和把“忠義血性”掛在嘴邊的曾國藩，在其奏疏公文、私函日記中，問到宮殿、陵寢、太廟，卻惟獨沒怎么提到圓明園的劫難；在遙遠的浙江海寧濮院鎮，有個關心時事、憂國憂民的農村知識分子沈梓，在他無所不記的《避寇日記》里，對可靠、不可靠傳聞記述詳盡，卻也幾乎沒提到圓明園。

　　這并非純因為國人的麻木，而是因為在那個時代，中國人尚未樹立起現代民族國家的意識，如果說，對“君父之憂”、“社稷之重”尚有些概念，那么對殖民侵略、民族恥辱之類則處于蒙昧狀況。

　　對于許多中國人來說，圓明園既不是象征社稷的太廟，也不是象征政權的宮殿，而是神秘的夏宮，是皇帝休閑享樂的皇家私人園林，它的被焚毀，不過是皇家之恥，又與百姓何干？

　　這種意識并非毫無來由。王夫之曾批評中國帝王“合天下而僅奉一人”，圓明園固然富麗堂皇、藏儲珍寶，卻僅供帝王一家享用，它的存在，對廣大中國民眾沒有任何利益可言；它的毀滅，對廣大中國民眾也無切膚之痛。

　　如今的人們常說，圓明園被焚的悲劇告訴中國人，落后就要挨打，封閉自滿、閉關鎖國就要落后。然而僅就圓明園本身而言，卻一點也不“閉關鎖國”。

　　參與設計建造的有意大利畫家郎世寧、法國傳教士蔣友仁和王致誠，西洋樓、大水法等昔日的“標志性景觀”；富有西方宮廷建筑和皇家園林風格；酷愛西洋“玩意兒”的雍正，曾在園中各處亭臺樓閣擺放仿制的西洋望遠鏡和眼鏡；他的兒子乾隆則在三山五園的殿閣中陳列了許多精致的西洋鐘表；圓明園四周，以“圓明園護軍營”命名的八旗勁旅，裝備著當時中國最好的西洋式槍械……可所有這些開放，卻都是為了皇帝，而非民眾。這樣的“開放”，是一種與國家、民族利益根本脫節的、虛假的“開放”。

　　必須承認，中國民間現代民族國家的觀念、意識，是在一次次痛苦和磨難中，被外國侵略者的一次又一次入侵打醒的。可以說，是外敵的貪得無厭，令中國各階層逐漸成為共同的受害者、受辱者，令國人逐漸認識到，被焚燒的不僅僅是皇帝私人花園，更是南北中國千家萬戶的田園廬墓，被劫奪的不僅僅是圓明園里皇帝私人的珍寶，更是南北中國千萬普通人的財產、生計、飯碗。

　　然而人們不禁要感慨，倘若當年圓明園的主人能夠早見及此，能夠將“圓明園的開放”推廣而為整個國家、民族的開放，那么中國現代民族國家意識當可更早萌芽，圓明園之恥———或者換言之，皇家之恥和中華民族之恥，也就不會發生。

　　往事已矣，來者可追。這場150年前的劫難更應提醒中國人，開放應是造福于全中國、全中華民族的，而不能僅僅是“圓明園式的開放”。

　　□陶短房（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