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2月13日電 諾貝爾頒獎禮順利舉行后，作家莫言的瑞典領獎之行已接近尾聲。當地時間13日晚間，莫言來到瑞典皇家歌劇院，與曾經多次翻譯莫言作品的翻譯家陳安娜進行了交流。
據進入交流活動現場的媒體報道，曾經造訪莫言的家鄉山東高密的現場主持人首先發問：“高密的父老鄉親擔不擔心你將他們寫到作品里去？”莫言說：“任何作家都會大量使用故鄉和青少年時期的素材，我的小說里也有許多生活中的原型，但我沒問過他們同不同意將我寫進去。我沒寫小說前，他們什么都會和我說，我開始寫小說后，他們就會提防說，別和他說啊，擔心他寫到小說去。所以我想他肯定干了什么壞事，所以我感到作家有種力量，壞人擔心會被寫進去，而好人不怕。”
隨后，莫言談到當天下午的一次經歷，他說：“今下午和一個傳教士的女兒聊天，發現她一個西方人，卻一口高密話，一問她祖父母果然在我家鄉附近代過，我的小說中瑞典傳教士和這個事實是密切相關的。我的小說里有個瑞典傳教士，當時中國有個別人寫文批評我，說我為了得諾貝爾文學獎，所以寫了個瑞典傳教士。但確實有個瑞典傳教士在我的家鄉傳教。”
陳安娜的提問則更加關注寫作本身，她問莫言寫作的速度往往很快，是否因為在動筆之前以及完全構思好了。莫言說：“有的小說很成熟，有的有個大概想法，我發現很多精彩細節是從寫作過程中產生出來的。《天堂》屬于后面這種情況。這個小說有故事原型，1987年確實在我的故鄉山東發生過這個事情。我看到這個事情的報道很生氣，拿起筆來就想把它寫成一篇小說。”
陳安娜還談到，從小說中能夠感受到莫言的感情，而不是冷眼旁觀地寫作。莫言則說：“我確實是這樣，喜歡把自己置身故事，早先的《紅高粱》、《天堂蒜薹之歌》還好，到《生死疲勞》時，已經跳進小說里，但小說里的和現實中的我不是一個人，他既是我也不是我。小說里的莫言沒什么優點，現實中的莫言優點還是很多的。”
隨后，現場主持人以《生死疲勞》為例，認為莫言作品中很多是寫小人物對抗權威。莫言則借《秋菊打官司》進一步說：“相信現場聽眾很多看過張藝謀的電影《秋菊打官司》，秋菊通過千辛萬苦才得到一個小公道，該電影在中國引起很大反響，喚醒了大家用法律來保護自己的權利。這部電影上映后，中國上訪的人越來越多，所以我覺得這個現象和張藝謀有直接關系。但我寫《生死疲勞》時，沒把西門鬧寫成秋菊，這個故事的原型可以在蒲松齡的小說中找到，小說是說主人工為替父親洗清愿望，不停地在穿梭于地獄和人間，小說結局壞人受到懲罰，好人得到好報。所以我的小說人物描述既來自文學傳統，又來自現實生活。”
“《天堂》里被撞死的農民是有人物原型的，是我的一個叔叔，當時撞死他的是個沒有駕照、替我一個當干部的遠方親戚開車的司機，我知道這事時，非常生氣，想要替我叔叔討個公道，但他們鬧只是想多要點錢，這又回到當年魯迅寫作的主題上去，農民確實很窮，但他們自身確實具備了很多讓人生氣的地方。”莫言還說，“現在寶馬車撞人的報道不少，但是其他牌子車撞人的也有，不止寶馬牌車。這涉及一種仇富心理，誰要站在開寶馬車人的立場辯護，會被口水淹沒死。未必所有開寶馬的車都是壞人。有錢人中確實又壞人，但并非所有有錢人都是壞人，中西方都一樣。發生如此撞車事情時，要具體分析，是否有違反交通規范。”
最后，莫言還談到中國的年輕作家如何表現農村。莫言說：“現在有不少80、90后在寫農村，他們寫的與我不一樣，我寫的是記憶中的農村，他們的農村是現實中的農村。另外，創作主題不一樣，我像他們那么大的時候，在農村，現在這個年紀的人在城市打工，很多在城市打工的人在寫農村，他們是在寫農村還是城市生活，已難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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